政治評論家Wu Qiang對Quartz表示，「地方官員落實的這類極端措施，部分反應了毛澤東時代的主要特徵：以群眾運動為主要形式的社會控制，就像毛澤東，一些控制措施到了村莊的草根階段就被放大了。」
封城期間，類似孝感市的影片層出不窮，有被強迫隔離的人家中大門被焊住，甚至有人因為沒戴口罩而被綁在電線桿上。
微博上還流傳一支影片，一名戴著紅臂章的北京志願防疫人員憤怒地質問一名穿著短褲的男子：「你在冬天穿短褲，這行為應該嗎？這是非常時期，我們必須確保沒有人生病或發燒。」
事實上，北京試圖緩和這些過激行徑，以免破壞政權的形象，但對地方人士作用似乎不大。
依照中國法令，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有責任對抗傳染性疾病，地方政府有義務協助，但可依據情況的嚴重程度自行調整應對方法，因而各地如何遏止病毒蔓延，是由社區管理人自行擬定，沒有官員的監督或指導。
舉例來說，為了抗疫已實施「 戰時管理 」的湖北某地曾頒布了「緊急命令」，警告家人不得一起用餐，甚至勸說已婚夫婦分床睡；河南一群村民被發現沒有戴口罩玩牌，結果奉命向對警察背誦一段道歉的文字。
麻將事件前一天，疫情嚴重程度僅次於武漢的孝感下達禁制令，居民一律嚴禁外出，違者可遭監禁10天。
湖北武穴市還想出一絕招，若發現沒有防疫工作任務、治療疾病等需求的市民在街上走動，將一律送到體育館集中強制集體學習，「集體學習」這詞也令人聯想起當年毛澤東為宣揚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也是用此方法。
不具有法律權威的地方官員或志願防疫人員一些極端行徑，也招致部分律師的批評。「無論情勢多緊張，地方政府都不能僭取國家最高機構的權力，」上海華東政法大學法律教授童之偉說，「這些都是僭越他們權責的典型例子……他們必須立刻被阻止。」
他補充，緊急應變措施不包括「囚禁整區的居民」。北京當局也注意到了民眾的憤怒，官媒在2月中一篇社論寫道：「非常時期需要非常政策，但底線還是法治，」並警告公安切勿過度使用暴力。
然而，中國司法當局近期幾度強調，不遵守防疫措施將冒著觸法的風險，上海一法院上週才判處一名張姓男子8個月刑期，因為他在例行的測量體溫時和志願者打了起來。
莫少平律師事務所的律師David Zhang律師說，畢竟疫情太過嚴重，地方政府在自行詮釋指導方針時，寧可按照最嚴格的標準，甚至超越，「他們不會想因為無法控制疫情爆發而受責難。」
參考來源：金融時報、Quart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