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做法
1月21日第一起境外移入病例確診後,台灣四家航空公司才停飛往返武漢的航線,三星期後,停飛範圍擴大至北京、上海、廈門與成都以外所有內地城市。
為了減少社區感染,台灣還採取了多樣措施,除了國家級隔離設施,居家檢疫隔離是主要途徑,隔離期間若違反規定,擅自外出將受到重罰,最高額度達100萬新台幣。
政府呼籲大型活動延後或取消,部分宗教組織也暫停活動,中小學在春節假期結束後延後兩周開學,2月25日恢復上課。
外科口罩銷售也由政府控制,並制定統一價格。防疫宣導隨處可見──「有症狀戴口罩、用肥皂勤洗手、少出入人多擁擠場所」。
截至週五為止,台灣大約58%的確診案例據信是本土傳染,這意味著台灣防疫措施取得了重大成效,因為許多其他地方,本土感染個案遠高於境外移入個案。
香港做法
香港的方式又不一樣,部分是因為香港和中國隔著邊界相鄰,而且是中國的一部分(去年平均每日有30萬人穿越邊境),特區政府著力較深的是預防群聚感染,比較沒有聚焦於徹底防堵可能受感染人士進入香港。
1月3日,在武漢宣布第一起病例之後不久,香港便擴大所有入境埠口的體溫篩檢,本地醫生若收治發燒、有急性呼吸道系統症狀,以及近期去過武漢的病患,也被要求通報衛生機構。
香港是在出現第一起境外移入病例後五天,才限制來自武漢以及其他受感染地區旅客入境,並關閉14個大陸邊界通關口岸的其中6個,其後又關閉了5個;2月間,平均每日自大陸來港的旅客人次銳減至750。
自2月5日起,任何經由中港邊界入港,或往前推14天之內曾待過大陸地區的來港旅客,都必須自主居家隔離兩周。
香港也煞費周章追蹤、隔離曾和確診案例有過密切接觸的人,由於受感染病患出現症狀前可能已具有傳染力,因此,追蹤也擴及病患發病前兩天所有接觸範圍。
香港總共4萬病床中,約有1000床是負壓病床,可以妥善隔離確診病患;香港並把閒置的度假中心或新建好的公屋(社會住宅)改造成隔離設施。
截至3月12日,香港的131個確診個案中,有62例據信是因為和其他病患接觸而感染,本周仍有24,700人隔離中。
香港也大動作鼓勵港人避開人潮聚集,早在1月28日,許多公僕便奉命2月起在家工作,多數大型活動均取消或延後,1月27日,幼兒園和學校停課,直到2月15日,這決定最近又延至4月20日,許多課程改為線上進行。
雖然不確定孩童感染或散播武漢病毒的比重,可以確定的是,他們是流感的主要散播者,過去12年之內香港曾四度藉由停課,有效遏止了流感大爆發。
港府也大幅宣導勤洗手與環境衛生,在公共場合,幾乎所有人都會戴口罩。
從抗SARS經驗汲取教訓
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台灣和香港與中國的共同點,是都曾在2002-2003年經歷過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因而比其他地方更能因應新型冠狀病毒來襲,原因在於他們內化了當年的防疫經驗,在硬體層面,發展出檢測新病毒的能力,醫院也更善於處理感染新型呼吸系統病原體的病患;在個人層面,SARS的經驗讓民眾更主動配合防疫措施,避開大批人潮,並提升個人衛生。
防堵措施通常伴隨著高昂的社會經濟成本,在某些國家也不可能實施,而且有些地方,武漢肺炎疫情可能已經擴大到無法阻止,然而,多數受感染者病情似乎仍屬輕微,許多人可能甚至不需要醫療照護,在此情況下,最好的做法應該是盡力緩和最糟的效應,例如,集中資源預防病患對加護病房的需求急升,以免超乎負荷。
文末作者指出,台灣、新加坡和香港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現況大不相同,但都得以在沒有採取具有強大破壞性、且激烈的措施下,阻斷武漢肺炎的傳播鏈,這幾個成功案例對其他政府應能有所啟發。
資料來源:紐約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