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戰後美國代行起草的日本憲法中，對日本政府的權限預設了限制，因此安倍政府即使宣布緊急狀態，卻無法剝奪國民人身自由，強制要求民眾不出門，或是商家不開門。
根據民調網站《YouGov》的統計，英國人在強森政府下達全國封鎖令後，最高時曾有近4成的人留在家中，採遠距工作；相較之下，日本因疫情而停止通勤上班的人頂多只有27%，落實比例甚低。
但日本公司和上班族無視呼籲，堅持在疫情期間也要進辦公室的行為，與其說硬頸，更精準的描述，應該說另有苦衷。
長年居住在亞洲的金融分析師Neil Newman在《南華早報》一篇投書中觀察到，不少外商在日本的分公司都非常願意配合日本政府的勸導，儘量讓員工留在家裡，以視訊方式工作；但在實際推行時，外商老闆卻發現日本年輕人普遍住在狹小公寓或斗室裡，以手機為主要通訊工具，家中根本沒有電腦，也沒有市內電話、寬頻網路，若要勉強員工在家上班，反而面臨技術困難。
事實上根據統計資料，日本境內微波爐的價格在今年3月創下了42%的漲幅，一舉反轉長達40年的跌價趨勢，反映出來的就是一般日本上班族、粉領族都以外食居多，直到武漢肺炎襲境，才趕緊購入烹調器具，否則住處裡根本連微波爐都沒有，更遑論其他。
Neil Newman推測，日本在沒有硬性封城，也沒有造成醫療體系崩潰的情況下，全國一億兩千多萬人至5月底僅有800多人死於疫情，災情遠低於其他先進國家的幕後祕密武器，恐怕是要感謝日本的社交習俗，和日本人的衛生習慣。
Neil Newman認為日本人無論親疏，不管公私，與人見面都以鞠躬為禮，甚至連握手都不太習慣，彼此間必定保持距離，人與人間鮮少有肢體碰觸，讓病毒自然少了傳染的機會。另外日本人回到家必定在門口脫鞋，先洗手、甚至漱過口才做其他事情，良好的個人和居家衛生，或許形成了日本人在抵禦傳染病時的天然優勢。
當然，這樣的揣測和觀察，在現階段仍僅止於揣測，有待科學家的進一步驗證和長時間研究，才能夠有朝一日解開日本佛系防疫的成功之謎，但或許，這個悖離傳統防疫論述的「離群」案例，也讓所有人和科學界，獲得了一個從不同角度來思考防疫這檔事的切入點。
資料來源：Foreign Polic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