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最早一批去年參與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逃亡來台的香港青年，在台灣即將待滿1年。這一天，陸委會新設的「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 開始運作，奉行政院核定的「香港人道援助關懷行動專案」也正式啟動。
抗爭衝突 赴台避禍
打1997年算起，今年不過是香港回歸的第23個年頭，江澤民、鄧小平「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的承諾，許多人還背得出來，但在港版《國安法》通過之際，跳票的承諾就像滑稽生硬的順口溜，背得再響，都是徒增荒誕罷了。此刻我們採訪數名流亡台灣的年輕港人，當中不乏晚於1997年出生者，其中一人聽記者談起「回歸」，立刻糾正：「這個用語不對。不是『回歸』，是『主權移交』。」
2019年7月1日，一批香港示威者衝進立法會綜合大樓、毀壞大樓內物品，當時港警拘捕多人，其餘當日闖入立法會的示威者，也有不少人赴台灣尋求庇護。隨著衝突升高，來自香港的逃亡者陸續抵台，光是台灣人權促進會統計，去年7月起至今，該會累計協助超過200名流亡港人。
今年5月底，台權會祕書長施逸翔透露，至少已有200多名香港抗爭者來台，其中，約有1/10通過陸委會與移民署聯審會審查；由此推算，現有約20餘名港人因符合《港澳條例》第18條「對於因政治因素而致安全及自由受有緊急危害之香港或澳門居民，得提供必要之援助」，取得台灣居留權。針對取得居留權的港人，官方未公布數字；但陸委會主委陳明通日前在立法院透露：「有一定的數字，比台權會多，有些（個案）還在處理過程。」
一名不願具名的NGO工作者觀察，台灣因武漢肺炎封鎖國境之前，來台的抗爭者群體反映了香港局勢：「第一批來的是七一攻進立法會的年輕人，他們大約19、20歲，許多人是高中畢業就出社會工作。第二批是22、23歲的大學生，去年香港中文大學、理工大學與警方激烈衝突後，許多人避走台灣；再後來的一批，年紀更小，年紀大一點的勇武派都被抓完了，15、16歲的青少年自己遞補上前線⋯」
信任崩解 憂遭出賣
這群香港抗爭者的年齡、性別、在抗爭中站的位置、個別創傷經驗不盡相同，卻因著不同難以言明的原因，放棄原有的一切—家庭關係、就業機會、人際網路、可能的交往與婚姻對象。年少的流離，共同記憶是整個世代的恐懼，另一名協助安置港人的台灣NGO工作者觀察，流亡港人多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容易在香港情勢再度緊張時發作、失去判斷能力，「很多人恐懼國民黨若執政，尋求庇護者的名字會隨時被抖出來、被列入暴徒名單、被洩漏給中共⋯」「守護台灣民主，在他們心目中是很重要的事，他們怕一旦台灣重返威權時代，那真的能安心在台灣落地生根嗎？還是又要跑去另一個國家？又能去哪呢？」
家鄉的一切成了魍魎。運動的創傷、語言的隔閡與從香港帶來的不信任感，讓來台後願意走進諮商室的人少之又少。這名NGO工作者約略估算，10名流亡者中，願意接受心理諮商者不到3人，大多缺乏病識感、難與人建立信任關係，「他們常說，香港醫院會出賣抗爭者的資料；所以即使到了台灣，很多人還是害怕被醫院出賣，不敢尋求醫療協助。」
家鄉動盪至今，一身運動傷害尚未褪去，他們在台灣的全新生活也難以展開。台權會法務主任王曦指出，1年來，流亡港人在台的最大困境，在於沒有統一的官方窗口，導致有人找錯了協助單位，甚至遇上類似黑道的組織，遭威脅恐嚇，或者被吸收去打黑工。數名流亡港人也向我們證實，曾有人買了單程機票、飛到台灣，卻不知該向誰求助，導致誤信朋友，明明是尋求幫忙，卻反被監控。
金援協助 分配不均
流亡者的經濟生活亦以一種弔詭的「M型社會」存在；來自香港民主派、民間捐款以不同形式到了流亡港人的手上，有流亡者三餐節省用度、到處打工，亦有極少數的流亡者重複領取善款，出手闊綽。
究其根本，不少流亡港人欲申請補助，卻缺乏單一的協助管道，1年來，這塊金流的「灰色地帶」成了有心人士議價的空間。王曦以台權會協助200名流亡者為例，港人入境台灣後，標準流程是確認身分，再轉介給義務律師團，處理延簽或居留權事務，「但我們只是民間組織，無法確認查核，只能看護照和簽證，約略過問（抗爭）情節。需要金錢協助的，則轉介給其他有在幫忙的民間組織。」
「希望將來政府有一個明確的單一窗口。」香港抗爭者支援工作台灣義務律師團發言人林俊宏指出，政府介入後，服務應涵蓋在台港人的個案管理，記錄個案領取的資源種類、數量，以避免資源重複、甚至分配不均。
「民間組織確實已沒有量能處理，承擔工作應由政府來做。」王曦指出，目前已接到不少因疫情困在香港、準備來台的港人詢問相關事宜，「畢竟《國安法》比送中條例（《逃犯條例》）更嚴重。」
可以預見的是，邊境解封之後，將有更大量港人流亡。我們採訪了數名流亡港人，不少受訪者提起，他們的父祖輩，當年因逃離共產黨而落腳香港。眼前這批年輕人，在移民社會長大，不過一年前，曾是香港的建築工程師、大學生、記者、打工仔。香港的流亡世代到了台灣，有人尚不敢指望明年今日，但大多盼著，家鄉終有一場光復。
回港不帶鳳梨酥
約克，男，27歲，去年7月來台 ，「打攪了，台灣。」
採訪前，我們先帶著約克（化名）到台北中山區四平街上拍照。剛考完試，他顯然很放鬆，連蒙面的道具都沒有準備，僅口罩一枚。但拿出港獨旗攤開時，他還是找了個角度，讓帽簷遮住他的臉。此時一名路人大嬸從旁邊竄出，觀察了幾秒，忽然用台語出聲問：「恁是台灣人嗎？」
前線採訪 無役不與
我回答：「我係台灣人啦。」大嬸又看看約克，忽然發難：「香港人要港獨就回去香港，不要在台灣亂！台灣已經夠亂了，香港人來幹嘛？」來者不善，我們也沒有因此就移動位置，只因這裡是自由的台灣。
大嬸的閒言碎語為整場採訪蒙上了淡淡陰影，約克嘴上說不在意，從不理會這種人，可能也因為身為攝影記者，見過的人太多了。和其他受訪者不同，他在前線的理由，從來不只是為了抗爭，還包括採訪的需求。以去年7月1日抗爭者攻進立法會為例，他守到記憶卡滿了，刪了舊檔，繼續拍，直到徹底沒電，再用手機拍。可能是面容曝光了，在立法會門口，朋友最後按住他的手說：「你還是離開比較好。」沒幾天，他帶著裝滿資料的硬碟離開。
當時他的心情還是「沒覺得有這麼嚴重，也能隨時回去」，只是隔著海，他卻眼見香港衝突愈演愈烈。去年10月1日，有台灣朋友說想去現場聲援，他便充當嚮導帶團，「這次我沒帶鳳梨酥回香港，而是帶了3頂安全帽、2副防毒面具。」待了15天，他又回台灣，因為之前已經報名了新聞寫作班，想把課上完。結果11月又爆發新的衝突，「我看到中文大學第一天很激烈，我們的記者已經受傷很嚴重了，我就跟朋友講，我待不住，立馬買機票回香港。我還記得7月1日那時，我找了一個通風的眼罩、普通口罩就進立法會。到11月，已經要戴防毒面具了，我還不知道怎麼戴。」這一次，他從中大採訪到理大，最後在理大被抓。
才27歲的約克，身材瘦削，面容還有點孩子氣模樣，很難想像在被抓之前，細數2012年以來的各項抗爭，他幾乎無役不與，「反國教我在現場，那時只是想支持一下，在旁邊當一個支援的人。」傘運爆發當天，他還在主題樂園打工，「在辦公室裡面，突然上司就講，你們要下班就下班吧，我想說奇怪，原來人已經都在金鐘那邊了，我就第一個打卡下班，去！」那時他感覺香港不一樣了，以為有機會改變，許多人認為傘運以失敗收場，他卻說：「沒關係啦，孫中山（革命）也不只一次啊，下一次慢慢來，重新來過。」
理大被捕 拘留二日
沒想到，他口中的「下一次」這麼快就來。魚蛋革命時，他在當臨演，拍一場監獄戲得剃光頭，「結果我被人家當成解放軍，他媽的。」再下一次，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中，他終於當上夢寐以求的記者，這次卻真的進了警局。
回想起理大衝突那天，他在現場直播，看到的畫面是：「示威者做了個砲車，不斷把東西丟出去，還有個兵工廠，一大群人在裡面把汽油放進水瓶裡面，好像電腦遊戲的真人版。還有，因為我們後面是一個教育大樓，一間教室，警察把催淚瓦斯丟進去，結果裡面所有人都在咳嗽，本來用來休息的地方，整個都沒有了。」他一邊直播，一邊蹲下來哭，心想，這是在打仗嗎？
仗打輸了，「給抓了，我被關在警局待了48小時。」二天都在幹嘛？「睡覺、睡覺、睡覺。」有給東西吃吧？「那個東西不要再提了，媽的，像狗一樣。」
他的手機、記憶卡、攝影機全被警察收了。被放出去時，警察對他說：「放你走，不是你沒有犯法，我們會查你的電話。」離開香港前，他找媽媽、找老闆拍照，「從那天起，我就說我是回去台灣，不是去台灣。香港也不是回去香港，是去香港。」
在台灣的日子，他一邊上課，一邊持續剪片賺外快，八卦題材也剪，因為得賺錢。目前正等待大學放榜，志願填的全是廣電和大傳，未來還想當記者，「我跟攝影機有緣啦，我跟攝影機有感情。」問他身上的錢撐得到那時候嗎？他說：「試試看啦，滿有挑戰。」來台前，有人資助他損失的所有器材費用，他全花在便宜的二手貨上，「我就不要買太貴的東西，把錢存下來，慢慢用。」話題漸趨平淡，他說在香港收留的狗後來死了，邊境解封後，要託人把骨灰帶過來。
原以為採訪會在感傷氛圍中結束。結果他還是忍不住問了：「剛才那個大嬸，（罵我們的）完整的句子是什麼？」我照實轉述，他尋思該如何回答，最後還是忍不住反擊：「那她怎麼不問，蔣介石當年為什麼要到台灣添亂？」
我怕我們變蝗蟲
Absent，女，不透露年齡，2020年封關前來台，「謝謝，守衛台灣，香港加油。」
6月13日，香港反修例運動進入一週年之際，流亡者Absent（化名）在台北臨時租用的攤位叫賣。攤位張貼手寫海報：「手足手作－薄荷手工皂：300元。純天然潤唇膏（橙味）：150元。」
高溫燙傷 不敢就醫
自由廣場上播著〈願榮光歸香港〉，是台灣人重新填詞的閩南語版本。音樂播到：「懇求民主佮自由，萬世久長流，我願榮光歸香港。」Absent眼淚流了下來，她抓著肥皂，皂體烙著「光復香港」字樣，「現在播的這個，我們都說這是香港的國歌，我希望光復香港的時候，大家可以一起回去⋯」哭泣不影響她伶俐的口條，她賣力向佇足的民眾兜售：「肥皂都是手足自己做的，這些都是純天然成分，請大家給他一些支持。」
6月底，Absent接受我們的正式訪談。再見面，她的情緒平穩，只是採訪二度中斷，她說需要抽菸。流亡者也許都怕沒有菸抽的日子，看醫生不便宜，她來台後不曾就醫，不舒服就上藥局買成藥，頭暈、睡太少、喉嚨痛、皮膚過敏，甚至肚子餓，抽個菸也就舒坦了。
女孩熟練地吐出煙圈，她也許習慣當那個被煙罩著的人。2019年，她幾度站上前線，隔著手套，就去撿催淚彈。她常被高溫燙傷，最嚴重時，手套和皮肉黏在一起分不開，隊友為她拔掉手套，手掌的皮就跟著被撕掉。不敢上官方醫院求診的她，永遠在擦類固醇。父母離異，她與母親同住，媽媽只要見她滿房的抗爭物資，就是一陣罵。「我算幸運，好多抗爭者都被爸媽趕出門，我媽最多就是跟我吵架。」「媽媽讓我最生氣的時候，就是對我說：『警察開槍是應該的。』我就跟她吵。」
「我和其他家人感情也挺差的。」她與父親、哥哥失聯多年，除了爭吵，對哥哥最後的記憶，停留在2014年。那時哥哥帶著她看網路新聞，帶她認識反新界東北撥款示威，同年傘運爆發，哥哥上陣當急救員，她因此去了傘運現場。後來父母離異，兄妹也斷了聯繫。2019年，在滿坑滿谷的抗爭者裡，她見到這世上唯一的親手足：「哥哥還在做FA（急救員）！」兄妹一場，亂世裡擦肩就過，某日她上前線抗爭，「我包得很好，但哥哥都認得我耶。」
踩頭磨地 撩裙非禮
兄妹緣薄，她無法放下的，大多是沒有血緣的手足。她曾參與2016年魚蛋革命，見到身邊男生被打得一身血，警棍朝她落下那刻，卻只擦過皮膚，「魚蛋（革命）的時候，我感覺當時警棍有揮開一點⋯他（警察）有放過我。」
她以為這次也會被警察放過。2019年，眾人在街頭所見，徹底顛覆了港人對港警的認識。新屋嶺拘留中心傳出性侵事件後，她的許多女性朋友被嚇得不敢上街，夏天的某次行動，她和近十名抗爭者共同衝回現場，營救被港警圍困的三名抗爭者，人是救到了，警方卻抓住了另外一名衝回現場的女孩。
「被抓住的女生被一個警察用膝蓋按在地上，另外一個警察用腳踩她的頭，故意讓她的臉在地上摩擦，我看到她的臉流血了，她對我們大喊：『走啊！快走啊！』」隔著全黑面巾，我看不清Absent的表情，「我哭著說要回去救她，另外二個男生架著我跑。不知道跑了多久才停下來，三個人抱著哭。」此後她上網瘋狂搜尋被捕女孩的照片，至今再無消息。
逃亡台灣之前，Absent協助運送抗爭物資，為避免引起港警注目，故意不穿黑衣，穿短裙、踩著高跟鞋，以為能避開港警，孰料還是遭到截查、抄下身分證。她遭十多名防暴警察圍住，一人挑起她的裙子。她一邊憶述，指指自己的腰部：「警察把我裙子撩到這邊，問我：『這麼冷，還穿這麼短的裙子？』我大叫非禮，他說：『妳這樣的素質，還說人家非禮，我的手都髒了。』旁邊有一個女警，她對我吼：『妳亂說什麼？我在這邊看見，剛剛什麼都沒有發生，不許妳汙辱警察！』」
學商掙錢 盼助港人
今年初，Absent以為香港的情況不能再壞了。看了台灣總統選舉結果，她買了機票，含糊地跟媽媽說去台灣看看。媽媽沒攔她，到了台灣，母女鮮有聯絡。
「台灣是救了很多香港人一命的地方。可是我怕，香港人如果一直過來台灣，我們會不會成為下一個『蝗蟲』？」Absent說，香港人老稱中國移民為蝗蟲，「台灣幫了我們這麼多，但台灣能容下這麼多人嗎？蔡英文總統也有發聲明幫我們，但台灣自己的錢，是要用在台灣人身上的。對香港人，不可能、也不應該⋯不能無條件幫下去。」
「我想學商，如果我可以掙到錢，可以幫一下其他的人，如果有（香港）人過得不好，我可以請他吃飯啊。」她一邊申請商科系所，目前除了到處打工，也和幾個流亡者成立網路店面「港仔速遞」，代購台灣商品。
生活看似逐漸上軌道了，每晚睡前，Absent還是會想起家鄉的那些畫面。歸期無期，她慎重地從包包掏出一枚摺得方正的透明塑膠袋，和我們分享她收著的寶貝—數十封港人寄來台灣的手寫信件、手繪卡片和加油貼紙。
Absent最珍惜的其中一封信來自法國，一名素未謀面、自稱「姨姨」的香港網友，疫情期間給她寄來3盒口罩。她以廣東話唸出陌生人寫的家書：「他朝煲底再遇，香港需要你。」「煲底」指的是金鐘立法會綜合大樓地下示威區，一年來，抗爭者離散死傷，仍彼此約定未來要脫掉面罩、煲底相見。她唸著信，忽然停了下來，「我現在不太喜歡『煲底見』這句話⋯」平淡的語氣變得有點激動：「我們真的能在煲底相見嗎？我們真的能回去嗎？」
學到的轉型正義
Ivan，男，21歲，去年7月初來台，「我清楚台灣沒有義務要幫香港，卻還是無私地伸出援手。」
「你們有人會微積分嗎？」Ivan（化名）剛考完期末考，隔天還有一科。他抱著別人給他的手抄講義，問我們能不能介紹人給他惡補。
他常缺課、成績有些令人擔心。他有點不好意思，坦言上課常偷滑手機，「我會在課堂中間看香港事情。我都凌晨3、4點才睡，還是在處理香港的事。」
從去年7月抵台算起，Ivan來台將滿一年了，「我在台灣的其中一個老師，家人是白色恐怖受難者，我有去問老師，以前在台灣，是不是也有舉報匪諜之類的廣播？」他覺得台港命運相似得驚人，「這種日常生活中的恐懼⋯白色恐怖時期的台灣和現在的香港，真的滿像的。」
槍林彈雨 半身是血
一年了，他腿上的傷口尚未完全復原。2019年7月1日，抗爭者攻進立法會，Ivan在慌亂中遺失了盾牌，遭布袋彈近距離射擊，「射中的那一刻是倒下來的，但感覺不會很痛，我繼續站起來跑。但回到家，痛到站不起來。」家中只有政治立場相左的媽媽。母親見他半身是血，替他洗傷口，一邊罵。「她一直罵我，幹嘛搗亂自己的家？共產黨有虧待你嗎？如果不是共產黨把東江水給你喝，你有水喝嗎？」他看著洗傷口的水，決定回嘴：「那個水，是我們花錢買的啊。」
儘管這對母子為政治吵了無數次，在Ivan決定逃亡到台灣之前，媽媽還是幫他收了行李，「是媽媽帶我去買行李箱的。我走得很急。其實現在想起來，親手把自己的兒子送走，對她來說⋯那個過程還是滿折磨的。」
訪談當天是六四事件31週年。這天，每年在香港維園辦的六四燭光晚會，首次遭港府禁止集會。台北自由廣場上，港人發起燭光晚會悼六四，Ivan當晚無暇複習期末考，自備蠟燭和旗幟前往現場默哀。「我現在還是有PTSD，還是要吃藥，但沒時間去悲哀。不管讀書或處理香港事情，都挺忙的。」近日，他報名國家人權博物館主辦的人權體驗營課程，希望報考政治系，學習台灣的轉型正義經驗。
他談起常被比較的德國、南非經驗，「我跟一些學者討論過，他們認為台灣要走南非經驗，讓真相暴露，社會原諒，達到和解。」話鋒一轉，「但我們香港，我覺得應該是用德國那一套，問責、審判、賠款，都要做。」
雖然常說香港回不去了，但Ivan還是想過那一天，在台灣從政治系畢業，參與政治、學習轉型正義實務經驗，有一天真的回到香港，可以貢獻所學。他近日參觀的景美人權園區，裡頭有座紀念碑，堆疊的石塊上雕鏤著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名字，「香港受難者未來至少也要有座紀念碑⋯」Ivan想像著那座紀念碑，矗立在某個平行時空裡的香港：「陳彥霖、周梓樂，還有好多好多被自殺的、曾控訴極權對香港迫害的死難者，他們的名字，都應該要在那座碑上。」
我在台灣被綁架
尼克，男，不透露年齡，去年9月來台，「謝謝台灣政府表態承諾會幫我們香港人。」
逃亡來台的港人，在這邊遇見的，其實也不全是好人。採訪快結束時，我問尼克（化名），有想對台灣政府呼籲什麼嗎？他猶豫了一下，請我們先關掉錄影機。
他說：「其實我在訪問裡不想講得太細節。我怕他會找我麻煩。」縱使已離開香港了，仍心有餘悸。
尼克是去年九月來台，抵達時已天黑，他在台北睡了一夜，終於聯繫上隊友介紹的手足，二人吃過一頓飯，接著他就被帶到了「南部地區」，和一名朋友口中的「有力人士」見面。有力人士承諾，協助他申請居留，並提供住宿，尼克選擇相信，便在類似青年旅社的地方住下來。
全天監控 隔牆有耳
他幾乎受到全天候的監控。隔牆總是有耳、講粵語會被關切、出去散步要報備。但為了合法居留，他只能說服自己相信對方，從9月等到10月，又到11月。他的簽證一直沒延成，逐漸住成了非法身分，有人因此提議，安排他出國再回台，「買機票時很尷尬，還要留意有些地方跟香港有沒有遣返的協議。」他曾拒絕，對方威脅：「信不信我可以讓你在台灣被消失？」他透過管道尋求其他機會，對方又說：「其他人都不可靠的，你不聽我的，就回香港啊。」
「我覺得自己根本像被綁架啊。」為什麼不逃？尼克說：「我一去，就把資料都給了他。」他說有太多忌憚，且同住手足裡，誰也不知道誰是鬼。
他最終逃出了「有力人士」提供的住所。「我假藉有事到台北，就自己找到了NGO團體協助，立即搞定了身分的問題。」
台灣的民團幫了他一把。這一年，台灣遲遲未有官方指派的單位，專責處理流亡港人問題，他無奈地說：「沒有一個確定的機構（協助流亡者），我們就得自己找，很難講會找到誰，最差的狀況就是像我這樣。」
除此之外，他無奈地說，非常少數的手足，其實會鑽漏洞騙錢，「因為也沒有什麼團體集合起來幫香港人，所以手足就可以到處說自己很慘，或拿同一張單據跟你拿錢、又跟其他人拿。」他停頓了一下，好像意識自己偏題了，補充：「我自己想講的是，我真的希望可以…除了有更明確的一些協助，讓香港人知道能有一個有公信力、不一定是官方的（窗口），就是如果要幫忙的話，就（捐款）給這個團體，這個團體就會公平的發放補助，這就是我想對政府說的話。」
不教胡馬度陰山
Daniel，男，23歲，2020年初來台，「多謝台灣幫忙，令我們可以呼吸著自由的空氣，以其他身分繼續抗爭。」
即使戴上帽子口罩，Daniel（化名）仍壓低臉，躲著鏡頭。他悶著聲，言語卻不含糊。他自2014年起參與雨傘運動，問他當時是否就是勇武抗爭者？「不方便說。」那麼，試著談談在香港的家庭？他溫和拒絕：「不好說。」逃來台灣之前，有警察去過你家嗎？答案重複：「不好說。」
行事警戒 匆忙離港
Daniel行事謹慎到了近乎警戒的地步。能透露的個人資訊有限，離港日期是個太敏感的數字，他只說當初看了台灣總統大選結果，才決定來台。那麼，從你決定來台到搭上飛機，時隔多久？「這個，也不好說。」
Daniel倒說起在香港的最後一天。「沒有見到所有家人⋯要盡快離開，也沒有每個朋友都去抱一抱、去吃飯啦。沒有那麼電影的畫面⋯」
但他一直活在恐怖片情節裡。例如過海關那幾秒：「當然是超級緊張啊，哈⋯」他苦笑回憶，直到飛機起飛，還在想有什麼事沒交代？什麼安全措施忘了做？「飛機剛剛好離開地面的時候，你才會安心下來。但安心只是一時，因為你到了其他地方，要面對的東西更多、要做的決定更多，又不知道要找誰幫忙。所謂的安心感，只是在一瞬間。」
和多數受訪者一樣，Daniel談起與香港的離散，語氣沒有起伏，甚至自稱不哭。「我不是怕被看到…我是覺得，如果現在就撐不下去，之後如何撐下去呢？」
我們無從得知Daniel在反修例運動中，與公權力衝撞的程度。2019年6月12日，香港市民和港警衝突升高，港府甚至將當日運動定性為「暴動」。他說去年夏天起，幾乎參與每場和平遊行，為了阻止港府強推《逃犯條例》，6月9日有103萬港人上街，「那是七分之一的香港人口上街耶！在那之前我和我的朋友都在派傳單。但政府的態度就是講幾句幹話，敷衍香港人。」他並不否認，612當天加入勇武派的抗爭行動，「當天氣氛⋯很有最後一戰的感覺。其實當時大家都沒去想，（勇武抗爭）可以得到什麼？或阻擋什麼？就是盡力。」
重振心情 規劃自立
Daniel其實擁有漂亮學歷，他所就讀的大學名列全球百大，讀的是社會科學相關科系。逃到台灣之後，他買了許多台灣民主化相關書籍，每當半夜PTSD發作，許多流亡港人看著直播哭著入睡，他有時看直播，有時也看書。
「你知道台灣也有612事件嗎？612是個神奇的日期。」Daniel說，在香港，這是2019年《逃犯條例》二讀日；台灣解嚴前夕，民進黨於1987年6月12日發動示威，當時「反共愛國陣線」人士到場鬧事、警方出動鎮暴部隊，謝長廷等人事後遭起訴，史稱「612事件」。這是許多台灣人都不知道的歷史，他如何得知？他說買鄭南榕基金會出版的書，「書裡寫的。我覺得⋯那時候的台灣，就好像現在的香港。」
在香港讀大學時，Daniel自己對未來有完整規劃，也逐步實踐；如果沒有這場運動，他應已順利就業，成為某大企業的打工仔。其實初到台灣，他經歷過「沒事做」的迷茫與恐慌，「我不吃藥的話，每天早晨六、七點才能睡，睡醒就看香港新聞，又再次投進之前不好的回憶，又再PTSD一大堆時間，然後就⋯這個惡性循環就不停的⋯」
「台灣對我們有恩。」他說，「我也不想留在這邊就這樣待著，或當蛀米大蟲一樣，什麼都不做，就吃啊。」「我們也不希望人家這樣去照顧、長期打理我們，我們要自立。」相較部分流亡者至今走不出自己房間、不敢就醫、待在封閉環境中逐漸流失時間感，Daniel抵台不久，就決定申請研究所。今年初，他一邊寫讀書計畫、一邊投了好幾個實習機構，目前在一間知名NGO擔任實習生，9月就要成為碩一新生。
性情中人 詩抒胸臆
Daniel不透露自己就讀的學校、系所，當然也不會透露名字。我們交換了通訊軟體，發現他在網上使用的暱稱是「龍城飛將」。傳訊問他典故，是否引〈出塞〉名句：「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對哈哈。」螢幕上彈出幾個哭臉，「就是這個意思。」勇武第一排的年輕「衝衝仔」亦是性情中人，從一個小島逃到另個小島，引來直抒胸臆的語句，竟是老掉牙的唐詩。
只是，此刻你心中的「胡馬」和「陰山」，指的又是誰呢？「胡馬，是中共的爪牙、鷹犬，就是香港政府和黑警。陰山，就是我們心中想守護的東西⋯」他很快給我發來補充，「陰山，大概就是自由民主的香港吧。」
一名勇武的遺書
阿俊，男，26歲，去年8月來台，「很感謝台灣很多朋友的幫忙，我們香港人會一起努力。」
有個題目，我們問了每個受訪者，就是來到台灣那天的情景。阿俊（化名）是從街頭直接到台灣的。他說：「我走的時候挺急的，因為我真的有風險，我家人朋友也在勸我，不要再留在香港了，不要等他逮捕你。」說這話時，他的表情是怎樣的，我完全無從得知，因為他把整張臉都蒙住了，我甚至無法觀察他的眼神，只能從反光的太陽眼鏡不斷看見自己。
暴政傷民 勇武以對
那是7月底的事，一天他接到朋友訊息，叫他不要回家了，「附近啊，家門口，已經有『人』在等我回去。」他只能以電話說明需要的東西，不管意義，只管需要，由家人朋友整理成行李，帶到機場給他，「最重要的，是離開前要在ATM開一個海外提款的功能。我的朋友也帶了好幾千塊的港幣給我，說有什麼需要再跟他說。最後，他們就在遠方看著我，是不是安全出境了。」
他帶了一些當時在身上的東西給我們看，幾枚港幣、一張圖書館卡片，「其實就是我身上錢包裡的東西。八達通卡有押金，就留給家人。」他很清楚那是不可能再使用到的東西，因為一回去，「就是2年刑期起跳。」什麼罪？也不是莫須有，但面對暴政，有時只能動用勇武手段，他選擇對我們坦誠，但請我們不要寫。
1名勇武之誕生，事情往往要回追到2012年，反國教運動那時，阿俊正準備考大學，「只有看新聞，錯過了抗爭。因為還是高中嘛，家人也會說，你就專心學業。」一直到傘運才參加，但那時也還在和理非徘徊，只是忍不住思考：「和平有用嗎？我們就是給警察不停的打，我們拿盾牌和雨傘，但警察就拿警棍。」那時誰想得到，幾年後，警棍換了成槍。
絕望感重 遺書隨身
幾乎是直接就聯想到了中共。他想起小時候跟著家人去七一遊行，去參加六四紀念會，那時的他已經想到，「六四告訴我們，中共是不可信的，他們是會殺人民的。」他漸漸覺得紀念無用，「你要去對抗這個暴政。不是一直傷心，一直哭。」傘運之後，他正式揮別和理非，「魚蛋革命時，我們就看外國的抗爭方法，要丟汽油彈，要打警察啊，但再一次被警察打得很慘，尤其是梁天琦他們，他們也是被打得很慘。」
阿俊的勇武史，幾乎就是一場挨打史，只是愈挫愈勇，去年的反送中運動，幾乎從一開始就打算升級。彷彿是人民和政府的軍備競賽，但真打起來都像肉身對坦克，「6月9號是第一天，612就很多人醒過來，也覺得挺慘烈，催淚瓦斯啊，很多人被控暴動。」談起當時的絕望感，他說很多人都是寫了遺書才上街，或是直接紋身在手腳上。「你也寫了嗎？」結果他說沒有，因為他太早就來台灣了，口吻接近遺憾。
確實是一種羞辱吧，勇武到底的人，卻早早就撤退到台灣來，認真申請研究所，9月就要去念書。我問他，若沒有那場運動，你可能過著怎樣的生活？這個問題，我們同樣問了每一個受訪者，他的回答也和其他手足類似，就是變成港豬，「很安逸的打工，生活。其實港豬就是政治冷感的人，對任何事情也不理。」說得也很像他在台灣的生活吧？
但他還是關心政治的，而政治總是連帶著恐懼。1月台灣總統大選，他一邊念書，一邊關心選情，「很緊張啊，大選之前我們也會想，會不會就沒辦法留下來？我們也準備行李，要逃到其他國家。」蔡英文當選後，他又擔心這樣的自由會不會只有4年。
心繫香港 願意犧牲
我問他有什麼想對政府說的話，他像是想好很久了，緩緩地說：「我覺得來這邊的香港手足也是挺迷惘，也會經常不安心自己的前途未來，只是希望台灣政府可以給機會我們，可以順利在這邊打工，讀書。」話說到一半，就繞回香港的日子，「我們本來在香港是有整個穩定的生活，不是錢啊工作，而是人生。我的朋友啊家人啊，社交的關係啊，本來是很安定的，但是就好像突然沒了根…」那傾訴的語氣，完全沒了勇武氣勢，而我順勢又問了一個必答題，「會覺得香港回不去了嗎？」
他說：「其實真的沒辦法回去了，如果真的要回去，除非是贏了，獨立了，但是我覺得沒可能。如果我要短期內回去的話，我應該是回去犧牲，一去就不回的那樣，就是應該會被殺死這樣…」雖然還是看不見他的眼神，但我想，這也算是身為勇武的他，放在心裡的遺書吧。
廢青變形記
小鐵，男，27歲，去年9月初來台，「台灣與香港，是互相依靠的命運共同體，唇亡即齒寒。」
小鐵（化名）在書店接受我們採訪，一身簡便黑衣，趁著架攝影機的空檔，拿出他在軍用品店買的墨綠色面巾圍上，把大半張臉都遮住。他中文不錯，偶爾夾雜幾句台式國罵，問他為什麼中文這麼好？他說：「我2018年時就開始和台灣的人打線上遊戲，所以中文比較好。」其中一款遊戲叫「戰地風雲」的遊戲從二代打到四代，也從虛擬打到現實，他成了總在前線抗爭的勇武派。
參與運動 廢青覺醒
如果沒有去年那場運動，他可能還在香港和台灣連線打電動，如他所說，「我在香港就是個廢青，結果廢青變覺青。」去年8月，他帶著形容為「全部身家」的10萬港幣，隻身來台。那天，和理非正在機場集會，「我是順便示威了再登機。」名副其實的抗爭到最後一刻。來到台灣，他仍一路幫香港搜羅物資和情報，從前線變後援。去年10月，則透過台灣友人的幫忙，成立了「維城士多」網路商店，賣抗爭小物維生。他拿出平板向我們展示他設計的各種圖樣，手指一滑好幾頁，滿滿的自由與革命、光復和港獨，彷彿他的人生，就只剩這件事了。
但以前不是這樣的。在香港時，他是建築工程師，薪水不錯，如今卻來到台灣「重新找生存的方式」。和許多手足相同，他的政治啟蒙也是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當時還是高中生的他，自己想辦法參與，2年後傘運，成為重度參與者，從此沒離開過前線。
在前線的日子，彷彿永無終止的巷戰，印象最深的一幕，是警察攻進他在香港的家，「嚇到死耶。他們跟強盜一樣，把你的東西都拿走。新買的電腦，連我路由器也幹走了，那些雞掰人。」他自承被警察跟了很久，詳情無法多談，但前一晚就感覺不對勁，把所有東西清掉。去年7月，他被抓到，此後便不斷因「不方便說」的原因進出警局，覺得回不去了嗎？他說：「我隨時都可以回去，但我知道要付出的代價是被關一段很長時間，大約10年。」
適應力強 活成蟑螂
從廢青到覺青，他的戰場從電腦轉移到街頭；從免費的自由，到十年的牢獄代價。現在他不時找朋友報平安：「我會告訴超信任的人，或是在網上放一些東西，讓人知道我去了哪裡」。從香港到台灣，則像從人類活成一隻蟑螂，他樂觀地對我們說：「我適應力比較強，去到哪個地方都隨意。」
其實蟑螂一詞也是他自己提的。粵語曱甴（蟑螂）和台語很像，他說那是負面詞，跟過街老鼠一樣人人喊打，但要解讀成有強大生命力也無妨啊。他說：「蟑螂都沒有香港人生命力那麼強。香港年輕人到現在還不肯放棄…蟑螂看到危險是會逃跑，我們是直接去面對。」
蟑螂性格也展現在逃亡的日子裡。沒有健保卡，看醫生麻煩，「我都不敢病，或弄傷自己。」今年4月初，他弄傷了腿，只能找成藥吃，牙痛也要找在台的港人牙醫幫忙，「也有人牙齒斷了，拖了一兩個星期，才找到相熟的香港牙醫去治好自己。」人身有各種為難，人心也是，談到創傷後症侯群，他說現在看到抗爭影片，身體還是會顫抖，手腳冰冷，心跳力道減弱，比如在某個他形容「超熱，坐著也會出汗」的日子，他點開一路以來逆權運動的影片看，看到發冷，得穿衣服把自己包得緊緊。這種時候，又恨自己不夠像蟑螂。
在台生根 關心罷韓
來台將近1年，他是直到今年3月才到僑先部就讀，以學生身分安定下來。採訪這天，問他最近的規畫是什麼，他說：「去高雄看罷韓。」我想起「今日香港明日台灣」，這句有點殘酷的標語，問他，聽到這句話會受傷嗎？他話說得直接：「香港人和台灣人是站在同一陣線在對抗極權，如果香港出事了，台灣也不能倖免。」
罷韓過後，6月13日，自由廣場舉辦了一場反送中週年晚會，他也出來擺攤了。這天他心情似乎很好，1日下來營業額1萬多，扣掉成本，老闆最後給了他5千元。一切看似穩定，他大可在台灣落地生根，重新活得像個人。
★《鏡週刊》關心您：抽菸有害身心健康。再給自己一次機會：安心專線：1925（24小時）／生命線：1995／張老師專線：1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