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這篇對歐洲疫情的報導裡，首先提到的是英國政府的首席醫療顧問惠提（Chris Whitty）兩年前一場關於全球流行病史的演說。
惠提大半生參與非洲對抗傳染病的工作。他認定英國對流行病具有特殊的抵抗力。
原因是「英國有錢」。
他相信財富大大強化了社會對抗流行病的能力，而生活品質——包括食物、住房、用水、醫療保險——是對抗肆虐發展中國家的疾病最有效的良藥。
惠提教授的這種自信顯然也是歐洲國家政府、學界乃至一般社會大眾的看法。今年二月，當歐洲各國衛生部長在布魯塞爾會商如何因應在中國出現的新型冠狀病毒，他們向世界推薦參考歐洲的衛生體系，並且承諾對貧窮的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物資。
義大利衛生部長史佩郎札說：「我們的責任，不只有義大利和歐洲，還有非洲大陸。」
比利時當時的衛生部長德布洛克說：「歐盟要準備好提供援助。」
不到一個月，歐陸沸騰。各國政府沒有以捐贈者的姿態為他們的前殖民地提供援助，西歐各國反成了武漢肺炎疫情的震央最中心。原本誇稱有萬全準備的政府官員，焦急張羅防護衣和檢測試劑。從英國、法國、西班牙、義大利和比利時，死亡人數不斷攀升。
比利時是全世界病毒致死率最高的國家，義大利最繁榮地區受創嚴重，法國人自豪的衛生體系必須仰賴軍方支援運送病患，而英國政府對疫情更是嚴重錯估。
英國首相強森採取封鎖防疫的時間比歐洲絕大多數國家晚。如今有些英國的科學家說，如果當初能提早一個星期封城，或許可以多挽救30000人的性命。
歐洲的醫療水準，一向受到世界各國的高度評價，例如英國是培養許多亞洲、非洲和拉美醫療人才的搖籃。2015年南韓爆發MERS疫情後，英國首席衛生官戴維斯（Sally Davies）以專家身分訪問南韓，她曾經鐵口斷言在英國公衛體系下，MERS的疫情不可能在英國爆發。如今，輪到南韓專家對英國疫情的失控難以置信。首爾大學的徐龍錫教授在紐約時報訪問裡說，英國政策制定者大概「以為流行病只會發生在開發中國家」。
歐洲的混亂預示了美國如今的困境。美國總統川普一開始發布旅遊禁令時曾批評歐洲防疫不佳，「沒有人比美國準備得更好、更強韌。我們的風險非常、非常低。」川普用他典型的川氏口吻保證。「病毒在（美國）毫無機會。」
如今歐陸疫情稍退，美國確診人數持續扶搖直上，死亡率也逼近歐洲最嚴重的幾個國家。
川普和政府的公衛專家經常有意見不合。但是在歐洲，政治人物和科學家的關係似乎更加微妙。
曾被英國媒體追捧的首席顧問惠提，如今不願公開討論當初他在英國政府防疫決策扮演的角色，他的一些朋友抱怨政府有意讓他背黑鍋。
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院的梅比（David Mabey）教授說：「政治人物說他們是『依據科學』，如果他們做了錯誤決定就是科學家的錯。我可不大確定政治人物是否有聽他的話。」
不過批評者認為，擔任政府顧問的科學家難逃責任。
愛丁堡大學的流行病專家席里達（Devi Sridhar）說：「他們自以為我們比別的國家更聰明。他們自以為可以鬥過病毒。」
前英國政府的首席科學家金恩（David King）也說：「不好意思，我想到的字是『傲慢』（arrogance）。不知敬畏（hubris）。」
參考資料：New York Ti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