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中幾次出現晚年的蔣經國，寫到他總有些令人不寒而慄，像武林絕學高手，不輕易出招，然出招必見血。不同於我們現在熟悉的「小蔣勤政愛民」，小說裡的蔣經國形象──多聽少說，城府極深──是您觀察所得嗎？
答：當年跑新聞時，許多財經官員私下閒聊時，都會講述自己與蔣經國互動細節。有些大員，層級比較高，能與蔣經國單獨談話；有些中級主管，則是隨著長官，向蔣經國簡報業務，聽取蔣經國指示。無論高階或中階，這些政府官員，對蔣經國都有詳細描述。此外，蔣經國去世後，若干士林官邸侍從人員、文臣武將，在各自回憶錄中，都會描述蔣經國。
我曾給俞國華寫回憶錄，他長期跟在兩位蔣總統身邊辦事，前後超過半世紀，他曾對我講過極多兩蔣事蹟。這本書裡，對於蔣經國描寫，主要就是根據俞國華所言。
──小說有段調查局局長與主祕閒聊，認為「沒有江南案，就不會有十信案。」且，十信案究責只追商不追官，牽連官員也多輕輕放下，甚且日後高升。十信案真是蔣經國為轉移江南案之注意力嗎？
答：當時，整個台灣社會普遍相信這種說法，然而，誰也沒有明確證據。譬如，當年行政院公佈十信案行政責任調查報告之後，財政部金融司司長戴立寧受處分之餘，就曾忿忿不平，對我明確表示，政府挑起十信案，就是為了移轉媒體注意力，減輕江南案壓力。當時，我在報社工作，許多記者同仁，也都這樣說。
這種說法當時普遍存在，許多人都持這種看法。然而，到底是否真是如此？其實並無信而可徵證據。頂多只能說這是一種「合乎邏輯的臆測」。只因當年普遍存有這種臆測，因而，我也把這種說法，放進這部小說裡。
至於十信案只追商，不追官，牽連官員也輕輕放下，並且日後高升，這與當時政治環境、後來台灣經濟發展這兩個因素有關。
先說政治因素，當時，蔣經國為糖尿病所苦，病情漸入膏肓，壽命只剩下2年半左右，生命火焰慢慢熄滅，已經沒有血氣與精力，去承受政局震盪。
蔣經國年富力強時，曾有好幾樁大案，或間接或直接與他有關係。譬如省主席吳國楨流亡美國、中央銀行總裁徐柏園被整下台、行政院人事行政局長王正誼入獄。但十信案爆發時，蔣經國已體弱氣衰，沒力氣再掀大案。因而，後來案情就沒有往上發展。
這裡面，不單單是輕放行政官員，連帶對涉案商場大號人物，也沒追究。譬如，十信、國信同時出事，十信自老闆蔡辰洲以下，包括十信、國泰塑膠、國泰塑膠關係企業，大量主管都被起訴，幾十人收押，關進牢去。而國泰信託，卻是清風明月，水波不興，老闆蔡辰男沒吃官司，整個國泰信託、二十幾家國泰信託關係企業，也沒有員工吃官司。
以現在眼光、標準來看，當年蔣經國政府處理十信、國信弊案，確實頗為寬容，可說是雷聲大，雨點小。
再說臺灣經濟發展因素，十信案爆發後那大半年，真有世界末日之感，全案牽涉太多弊端，例如到底哪些黨政軍大員，私下把鉅額資金，存入蔡辰洲國泰塑膠公司帳戶，領取年利率24％高額利息？蔡辰洲所掏弄那30億元資金，後來到底流向何方？
所以這些問題，在當時看來，都是天大事情，都須查得水落石出。然而，所有這些天大事情，後來全都不了了之。因為合作金庫以「概括承受」方式，吃下十信之後，台灣撐過了第二次能源危機衝擊，經濟復甦，股票與房地產火箭一般，往上衝鋒。
如此，十信冒貸案那些低價抵押品，價值不斷往上竄。還有，合作金庫合併吞下十信，光是十信17家分社，以及總社，房地產增值就極為可觀。如此一來，合庫等於吃了大補丸，不但填補了之前虧損，甚至更多出獲利。
此外，十信案之後沒多久，頂多2年時間，政府修法，廢除空頭支票刑責，如此一來，許多十信案受刑人都立刻釋放出獄。貸款人頭問題，後來報紙與雜誌都未進一步報導，究竟後續情況如何，也查不到資料，似乎不了了之。十信事件爆發那一陣子，這些人頭貸款戶，四處陳情，到處抗議。後來，就未曾再出現陳情、抗議事件，顯然，這問題也和平解決。
──您選擇以俞國華為主要視角，除了曾採訪過他外，還有其他原因嗎？您在小說裡形容：「只有俞國華一個人，進了門裡，與強人家人共處一戶。」據您所知，俞國華對此有何描述？
《十信風暴》第一章關於七海官邸佈置、陳設，以及蔣經國一言一行，都是俞國華親口所言。
俞國華父親，與老蔣總統少年訂交，追隨老蔣總統，一起到廣東，擔任縣長，後來殉職。因而，老蔣總統刻意培植老友後人，在俞國華幼年時期，老蔣總統就費心思，培植俞國華就學。
俞國華這人，操守很好，膽子很小，做事忠心耿耿，沒有絲毫野心。太多太多例證顯示，蔣氏父子兩代，對俞國華完全放心。
俞國華去世至今20年，我時時想念著這人。我在《十信風暴》當中，對這人頗為著墨。我規畫中的第三部小說，將對俞國華有更多描述。
──裡頭立法院十三兄弟，您寫王金平最多。當時您就近觀察，就可見他未來必成氣候，任立院龍頭多年嗎？
答：十信與國信爆發事件時，報紙、雜誌上常出現王金平名字，顯示他與蔡家兄弟，關係頗近。當時報紙與雜誌，只要登出王金平新聞，都不是什麼好事。比方說，這部小說裡，有一段內容，說是《聯合報》修理王金平，大標題為「王金平欠國信十億，從未付利息」、小標題為「手續費未入帳，恐有流入私人口袋之嫌」，就是真有其事，《聯合報》真有這樣標題與新聞。
那時候，我對立法院了解不多，無法預見王金平後來發展。我只能說，我這部小說裡，涉及王金平部分（以及指名道姓，涉及其他人部分），全部都有報紙與雜誌書面證據。
──追述十信案，您覺得對當下台灣政治環境有何意義？我們可從十信案看見哪些政府或金融弊端的變與不變？
答：十分巧合，關於這個問題，前司法院長賴英照在本書序言當中，就有精確答案。賴前院長在台灣法學界地位崇隆，我有幸請賴前院長替我寫序。
在賴前院長序言最後，他回顧過去，展望將來，針對35年前十信風暴，從法律觀點，總結出兩點結論︰
第一，1991年政府開放商業銀行大量設立之後，這30年間，台灣的金融版圖發生本質的變化。過去公營銀行掌控金融業的局面已經完全翻轉。當年民營銀行出問題，由公營銀行接管的模式，不再可用。如果大型金控不幸發生擠兌，公營銀行固然無能為力，「金融重建基金」的財源也遠遠不足。屆時政府面對的窘境，恐更甚於十信風暴，主事者必須未雨綢繆。
第二，要金控不出問題，政府的監理當然重要，但業者堅持正派經營的自覺，毋寧更為關鍵。銀行搞垮了，社會固然付出重大代價，但相關業者也難得善終。十信殷鑑未遠，值得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