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人士告訴本刊，去年5月本土疫情爆發前，葉虹靈在台北市安和路的促轉會辦公室約談黃偉哲，葉當天整理多個牛皮紙袋疊成的卷證檔案，直接問黃：「大學時代是否曾被吸收？」黃翻看一部份資料後，當下向葉說，檔案中指控的情節，幾乎都不是他所為。
「即使沒有一頁一頁翻完，但葉攤開其中一疊有黃筆跡的領據，黃看到簽名時臉色一沉，當下坦承，有一部份領據確實是他親筆所簽。」該人士說，由此確認黃大學時與情治機關接觸的指控並非空穴來風。但黃接受本刊訪問時則稱，對簽領據「沒印象」。
知情人士轉述，黃告訴葉，他大一加入台大大新社（大學新聞社），當時負責督導課外活動組的教官第一次找上他，劈頭就問：「你爸爸是醫生，媽媽也是老師，出身這麼好的家庭，為什麼要加入『那些社團』？知道這些社團可能有很多叛亂份子嗎？」
該人士說，黃當時告訴教官：「既然這樣，那我不要去好了。」反而是教官見他軟化，提議「為了保護同學，看看同學有沒有偏」，要他每隔一段時間回報同學在社團的動態。
黃還告訴葉，教官有時會帶著調查員跟他聊天，並會固定問他社團比較活躍的成員及幹部改選動態，但他印象中沒提供過任何個人情資給校方，只是口頭告知校方社團行程，也從沒打過任何人的小報告，他還記得，回報的資訊大多是社團討論康德、霍布斯邦這些當代西方政治、社會主義思潮的動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