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樣無法名狀的糾結是,一個如此蒼白的時代,在父權、軍隊與國旗等符碼中折騰喧鬧不休,歷史卻自我嘲諷,終於虛無與荒誕。像是當代的黑色喜劇一樣,使人笑中帶淚。其實,所謂白色恐怖,不僅只是這本小說的背景設定、也不是復古情懷,而是一整個世代的蒼茫、抑鬱與傷口。
人們在和解之前,還需要更多理解。
時代並未走遠,威權幽靈尚在徘徊,台灣社會都還如同主角石曦明後半生一般,在徬徨中踽踽而行,本書是我們集體的悼亡——青春、自由,以及那些被湮沒的真實生命。如何理解傷痕?閱讀各種不同角色的人生,聽說他者故事,也許是一條集體療傷的路。
本書主角石曦明,父親是一名來自四川,曾經獲得榮譽勳章的退役軍人,但酒後異常凶暴,動輒毆打妻子及小孩。石曦明的媽媽因而在他們幼年時逃家,石曦明因而留下陰影,長大後也不願再見父親,希望未來可以帶著妹妹一起離開。
石曦明中學畢業後入伍,進了憲兵隊,後又被分到警總保安處,進行一項特別任務——監控一名代號為「水手」的留美學者。如同電影情節,石曦明以及同袍窩在水手家中對面的公寓,日夜監控他的一舉一動,例如水手閱讀怎樣書,喝怎樣的咖啡和酒,與怎樣的對象來往,石曦明及同袍們都一五一十地都寫成報告,希望能找到任何「思想」。
石曦明在監控當中,被水手高雅而西式的生活所影響,開始閱讀水手書房裡的《老人與海》、也開始模仿啜飲苦澀的咖啡,後來更因此燃起考大學的鬥志,歷經一番苦讀,在退伍之後考上輔大日文。但軍中的長官許雅文,十分欣賞石曦明的才幹,於是吸收他,要他繼續擔任警總的線民,監控學校裡的師生。
在台灣文學當中,關於白色恐怖受難者的作品不少,但鮮少有以黨國特務的角度出發,書寫「執法者」的心境。陳映真的〈夜霧〉是一名篇,近年來則有黃崇凱以監控聶華苓的特務心境,寫成的〈三輩子〉。但作者描繪石曦明的心路歷程,更較前作入木三分,可以看得石曦明雖然在黨國教育長大,但水手開啟了他心內自由的窗,加上小時候在及暴力威權下成長,更造成他日後精神上的折磨與斷裂,上演一齣「家變」的荒謬劇(《家變》為王文興小說,書中的微小隱喻)。
石曦明靠著過人的記憶力讀書考試,游刃有餘,但這樣的超能力,卻也是被父親毒打出來的傷疤——象徵由黨國撫育長大的長子,卻矛盾地想要爭取自由,擺脫黨國。
小說第二部分,風格一跳,轉向青春旺盛的校園喜劇。說到石曦明考入大學後,與父親斷絕往來,所以只能靠自己半工半讀,以及部分來自「國家」的津貼過活。但石曦明的大學生活並不主流正向,除了打工,還忙著到處游牧、寄居他人宿舍,剩餘時間都在打籃球及玩麻將,以及參加國民黨的校園社團活動。
大四的時候,石曦明為了賺取到美國留學的高額獎金,參加了校園裡的秘密麻將大賽,他為了高額獎金,沒日沒夜投入賽局,幾乎沒有去上課,女友還離他而去。最後,石曦明面容日漸枯槁,人生猥瑣難堪,甚至差一點倒斃在總冠軍戰當中,終於贏得了比賽。大學生活的放蕩不羈,還有拚死拚活,或許是石曦明長期以來,一直想擺脫父親及許雅文控制的方式,表面上看起來荒唐可笑,事實上卻是別無選擇的哀傷。
第三部分是石曦明大學畢業之後的故事,由於涉及本書最精彩的懸疑部分,在此請讀者自行閱讀體驗。本書後段縈繞在某種懸疑驚異的氛圍當中,不過實際上詭異的並非超自然的部分,而是清晰可視的兩個幽靈徘徊上空:一個是黨國,如同石曦明父親石重生,亦如同警總長官許雅文。他們都是父權象徵,都自認有權、也有責掌控石曦明的人生。
不過小說中可能暗示,原本黨國符號應是雄偉光明的,實際上卻委靡不振,石重生在妻子逃家、長子背離後,過著行屍走肉般的餘生(「重生」之名或也是種諷刺);而許雅文則淪陷在另一種自囚情境當中,如同珍視魔戒卻反被困住的哈比人咕嚕;甚或輔大校園裡,四處探聽抓匪諜的宇教官,在劇情中更像是一名路過瞎忙的甘草人物,十足諷刺。
另一面我們看到的另一個幽靈是柔和且陰性的,象徵理想與自由。小說中帶來救贖、精神躍升的總是女性——除了第一部分在水手家中出現的神祕白衣女子,還有石曦明相依為命的妹妹、石曦明最困頓時給予情感撫慰的阿玲,乃至最細微的,許雅文晚年時照顧他的孫女,都是與黨國威權互為參照,自由的喻依。
而連同小說中纏繞著的抽象國度:當時台灣人心目中的「美國」,似乎是包裹一切希望的精神彼岸,包含水手家中的咖啡、唱片、海明威、石曦明嚼爛的字典、如醉如狂的麻將大賽(赴美門票),在在都是同綑理想與自由的譬喻。
雖然作者細膩地重現了1970年代的布幕舞台,如同《天橋上的魔術師》裡有許多細節值得人們探究回味,但我們更要注意的是布幕後面,無法直接嗅聞出來,卻更令人窒息的社會氛圍。書中白色恐怖的情節雖然可能為作者虛構,但一查檔案,和現實卻有許多吻合的情節——
1971年即有「成大共產黨案」,蔡俊軍與吳榮元等多名成大學生因嚮往共產主義,在校園裡面成立共產黨,後遭警總逮捕,蔡吳兩人一度被判處死刑,後改判無期徒刑;而威權伸手進校園的案件不僅於此,1975年的台大哲學系事件,是國民黨清理殷海光等人自由主義思想的最後手段;而1977年的「台灣人民解放陣線」一案更與小說情節有巧合之處,當事人之一是自美返台的戴華光(戴的父親是上校,也真的在商船上實習過),與嚮往社會主義、不滿時政的賴明烈(文化建築助教)與劉國基(輔大法文所)等人接觸,共同販賣左翼書籍與組織社團。不久之後,戴華光與賴明烈在羅斯福路的租屋處被警總逮捕,後來戴、賴、劉三人以「二條一」(《懲治叛亂條例》最重的刑責)被起訴,戴華光最終被判無期徒刑。
考據諸多歷史檔案,情節歷歷在目,政治受難者普遍都有著十足的理想,嚮往更崇高的平等或自由世界。但可惜的是,本書對於這樣的著墨不多,書中唯一被當成「匪諜」逮捕,那一位疑似半夜升五星旗的商院同學,思想面容卻也模糊不清,難以辨識。或許作者想要反映當時一般普遍的社會現象,人們無法擁有思想,只能躲藏在庸碌的現實當中。那些裝瘋賣傻、酒色財氣,或許才是戒嚴統治底下的生存之道。
或者也可以這麼說,麻將大賽雖然看似荒誕,卻為學生們反抗的微弱手段,或者精神逃亡的洞口。小說是一種集體無意識的再現,或許比真實還更貼近真實,提醒我們不要忘記大時代的悲喜交歡,特別是仍未散去的各種幽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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