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黃姓管理員雖免去牢獄之災，卻從此失去了監獄管理員這份工作。黃姓管理員婉謝我們的採訪，他的辯護律師石宜琳對我們說，事發時黃男只差幾年就可退休，事後不只失業，「退休金也全部沒了，他已經60多歲，後來只好回嘉義，在海邊人家養殖蚵仔的地方幫忙，算是打零工。」
黃男借錢繳了25萬元罰金，認分離開監所，回老家打零工。倒是石宜琳看不下去，今年3月再幫他聲請一次非常上訴。「那包菸才85元，且菸是他自己送給收容人的，菸不是公家的。最重要的，沒有任何人的『法益』因此受到侵害，包括國家法益也沒被侵害，所以最多就是行政懲處而已，若這樣可成立貪汙圖利罪，等於法院擴張解釋，以後人民的自由、生命、財產，是不是也會因為主管機關的一句話，就被剝奪？」
造成肅貪障礙 應併入刑法
有些人被判得冤，有些人則是小罪重判，例如目前占貪汙案件最大宗的「詐領」。前檢察總長江惠民解釋：「像詐領加班費，並不涉及濫用公權力，只是虛報，有的檢察官、法官會用普通詐欺罪，但有的就用貪汙罪，大家看法分歧。我們還遇過同一個案子有好幾個被告，有些被告繳回詐領款項、緩起訴金，就緩起訴，有些被告卻被認為貪汙。」
畸形的法律帶來畸形現象。若判貪汙，即使詐領幾千元加班費，刑度卻高達7年以上，頂多適用「5萬元以下可減刑」，但也只能減一半。為了避免不公平，江惠民卸任前最後一項重要政策，便是在搜集學界意見後，宣布往後公務員若詐領加班費、差旅費、值班費、休假補助這4類案件，檢方將一律以普通詐欺罪起訴。
江惠民感嘆：「《貪污治罪條例》要辦的是大官大貪，像高官貪幾千萬元那種案子，辦起來大快人心，結果現在抓的都是最基層，好像有點劃錯重點。」他又說，《貪污治罪條例》是特別法，「時空背景不一樣，民國50幾年訂的，刑度很重，內容卻不明確。一個法律若不明確，就很難讓民眾遵守，且會導致有的法官判得很重、有的法官判得輕，對被告不公平，民眾也會懷疑是不是法官或檢察官收錢？對司法公信力的傷害很大。」
除了犯罪的定義不明確，《貪污治罪條例》另一問題是刑度的起跳太重。貪汙犯不就應該嚴懲嗎？江惠民卻說，起跳的刑度太重會衍生一個問題：「罪與刑不相當，檢察官有時候就會起訴不下去，或法官判不下去，因為他們知道只要一判下去，那個人的一生就毀了，就會找各種奇奇怪怪的理由改判，導致出現一些奇異的判決。」
結果，反倒不利肅貪，多麼違反人們直覺的悖論。但另一位法界人士也談到同樣觀察：「如果刑度合理，檢察官證據查得差不多時，會比較敢起訴，法官也比較敢判下去。但如果他們覺得一判下去就是很嚴重的罪時，檢察官出手就會顧忌很多，法官也不太敢判，會傾向判無罪。所以，本來是為了嚴懲貪汙的法律，實際操作起來反而可能變成肅貪的障礙，這是審判心理。」這位法界人士建議，《貪污治罪條例》應與《刑法》整併，「讓它變成更妥適、更有效能的法律，嚴刑峻罰並不一定就是好的法律。」
研究貪汙罪甚深的台大法律系教授許恒達也說，《貪污治罪條例》中的犯罪類型，幾乎都能在《刑法》中找到同樣類型，例如《刑法》早有受賄、行賄、圖利、詐欺、侵占等罪，「把《貪污治罪條例》廢除，回到《刑法》，再補上幾個缺口，例如將『影響力交易』做出明確規範，就差不多了。」《刑法》的刑度不會太輕嗎？他說，其他國家的刑度也大多如此，唯獨我國《貪污治罪條例》刑度特別高，顯然刑度加重與貪汙的預防不必然有關聯性。
特赦引發不公 修法是根本
這樣的話，我們對A很多錢的人就無可奈何？「A很多錢，可以沒收。另外，我個人看法是，對這些人想要有效監督，更好的方式是公務員的懲戒措施，以及職務活動上有效的預防控管，這點我們做得不夠周密，比方公務員的職務活動，在台灣受到的監管很有限，對企業高層的監管也是，讓企業把公司當作自家一樣。還有，公務員違反職務，導致政府要負擔財產損害時，比方政府標案的減價收受，造成公務成本浪費或公有物財產損失，或者兆豐案，之前黃國昌委員就說過要求償，我覺得很合理，今天如果是私人企業，會不求償嗎？可是換成公家機關就都算了，大家覺得求償很麻煩，就不去跟亂搞的人求償。當然，財產損害的判斷與關聯性確實不好認定，但是至少試試看，而非都不去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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