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擔任警察後，黃金輝開過廚餘車、當過保全。二審宣判後不久，儘管家用吃緊，他還是辭去保全工作。「聽說三審希望不大，要準備入監服刑了，入監前我想好好休息，我已經工作太久。」
一時便宜行事 換來圖利罪
49歲的他當了25年警察，其中十多年，每天睡在派出所。差幾個月就整整滿25年、可以領退休金之際，發生了一件事，那是2019年底，當地警方取締飆車族，查到2台改裝機車，黃金輝幫忙處理。他通融其中1位車主，讓車主在摩托車被扣押之前更換一些零件，最後他被判刑1年半，且工作丟了，退休金也沒了。法條是《貪污治罪條例》。
我們是透過判決書系統，搜尋到黃金輝的案子。今年4月，總統蔡英文特赦退役少將韓豫平，法律圈議論紛紛，有人支持特赦且替韓豫平說話，卻也不少人說：「我手上隨便找，都有更值得特赦的案子。」幾人指點我們關鍵字：貪汙、圖利、警員、開單⋯果然，搜尋約莫一個小時，我們就找到了黃金輝的案例。
那天，黃金輝負責開單，依經驗，那2輛改裝機車可能是報廢車輛，黃金輝查詢監理處資料，果然，第1輛的牌照顯示為「報廢車輛」，黃金輝扣押、開單。第2輛卻顯示「牌照收繳修正」，他愣了，不懂意思。
「我們都是一個人服勤，那天週日，我沒有人可以問，不能夠冒然扣押。」他的派出所位在林口的海邊，人少事少，業務頂多是取締飆車族，以及援救想跳海的人。
此時他有2個選擇，一是放車放人，隔天若確認是報廢車，再扣押，但風險是要再想辦法討回機車。第二是先扣押再說，「但如果事後發現並非報廢車輛，我就要寫報告，說明為什麼開紅單，很麻煩。」
「我承認我就是想簡單便宜行事。」他想到第3種方式：說服車主自願留車。飆仔當然不願，2人討價還價，黃金輝答應讓飆仔更換摩托車上的堪用零件。
隔天他詢問監理處，監理處一查，回答：「那台是報廢車輛。」機車確定要扣押。飆仔卻遲遲才來換零件，且不但換了排氣管、儀表板等，還趁黃金輝沒能留意時，連引擎都偷偷換了。黃金輝曾叮囑飆仔不得更換引擎。引擎上有編號，但，飆仔偷偷去修車行，將原有引擎上烙有編號的鐵片切割下來，焊到另一個不值錢的引擎上，乾坤大挪移。
黃金輝急了，但木已成舟，「我當場也不知該怎麼處理，因為鐵片已切割，沒辦法恢復原狀，最後只能讓他整組帶走，我紅單開一開，讓他回去。人的心理就是事情過去、沒人發現，就算了。」
事後黃金輝遭人檢舉，而且，飆仔把換來的零件拿去賣，共賣了2萬多元。隔年黃金輝被起訴，最後，判刑1年半。罪名是人人朗朗上口的《貪污治罪條例》，黃金輝觸犯第六條「圖利罪」，刑期5年以上。
重得令人驚訝，但，黃金輝並非唯一一個令人不解的案例，前陣子獲得總統蔡英文特赦的退役少將韓豫平，觸犯的也是《貪污治罪條例》，他挪用二千八百多元的加菜金，招待部屬的家人，被判刑4年半。
問題不在法官 是恐龍法律
不少人罵法官恐龍，然而，真正的問題可能更在於恐龍法律。這部立於1963年的法，原名《動員戡亂時期貪污治罪條例》，短短20條，但隨便一個條文都是5年、7年起跳的重罪。最令人費解是第四條，例如「竊取或侵占公用或公有器材」，依此定義，把公家文具拿回家給小孩用也符合，刑期卻是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令人滿臉問號。
幾十年來，《貪污治罪條例》引發的爭議案件並不少見，幾年前，法務部廉政署曾提出修法建議，無奈礙於民意，始終沒下文。
這些年來，《貪污治罪條例》到底辦了哪些人？中央廉政委員、陽明交通大學科技法律所教授林志潔說：「我們做過廉政統計，絕大部分被判刑的都是底層公務員。我們想像中《貪污治罪條例》是嚴懲貪官汙吏，結果最後被判刑的大多是這樣的人。」
新竹市垃圾車清潔隊員顏輝煌，正是統計數據中的一位，也是林志潔印象最深刻的。2014至2015年的1年多期間，顏輝煌同情一位認識的拾荒阿嬤，於是在收取大量民眾不要的資源回收物後，會將一些回收物放到阿嬤家門口。
後來顏輝煌遭人檢舉，最後，他被檢察官以《貪污治罪條例》起訴，結局是被判刑10個月、緩刑2年。與顏輝煌同一車的駕駛也被判9個月、緩刑2年。
雖可緩刑，但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公務員一旦被判貪汙，即使緩刑也喪失公務員資格。當了二十多年清潔隊員的顏輝煌，失業了，那時他已五十多歲，重新找工作談何容易，後來他去開選舉車、去寺廟幫忙，總之到處打零工，3年前才與太太在南寮漁港附近開起冰店，假日靠遊客、平日靠科技廠的下午訂單勉強撐著，偏又遇上疫情，至今負債。
我們是透過臉書找到顏輝煌本人，事發之前，他會在臉書熱心宣導民眾倒垃圾的注意事項，顯然對這份常遭人們走避的工作非但不以為羞，還頗有熱忱。事情發生後，他的臉書沉寂許久，之後，再也沒有清潔隊的相關貼文。再隔一段時間，轉為冰店的照片。
罪名定義空泛 受法界抨擊
如今已60歲的顏輝煌坐在毫無裝潢的冰店裡，對我們回憶那段日子：「事情發生後，我待在家裡半年沒出門，都在沙發上，一直胡思亂想。也沒收入，都靠老婆。」他說，拾荒老婦人是他自小認識的老鄰居，大他十多歲，婦人老了住在貨櫃屋，經濟狀況不是很好。
「也不能說是阿婆害的，她有出來作證，説她沒有把回收物變賣的錢拿給我，就OK了。」只是，即使錢沒放到自己口袋，只是圖利他人，依法也是觸犯「圖利罪」。當年，老婦人拿了顏輝煌放在門口的回收物後，陸續變賣十來次，每次大概賣得2、300元，因此全案「犯罪所得」共2千多元。
連法官都在判決書寫著：「（顏輝煌與同車駕駛）深知從事回收之辛勞，而且清潔隊之回收量越大，代表個人在街頭所能撿拾之回收物相對減少，被告顏輝煌又因遇見舊時鄰居，即證人陳王引，見其年事已高仍在從事資源回收，因而心生同情⋯」
那位也被判刑9個月、因此失業的同車駕駛呢？顏輝煌的神情瞬時更加沉重：「（官司纏訟時）他看起來很憂鬱，後來我有line他，但他沒讀。以前他會跟同事去爬十八尖山，我有問同事，同事也有問我，但大家說後來都沒看到他了。我真的很對不起他，我連累他。」
沒有人找得到他嗎？「其實，我也可以硬著頭皮去他家裡問，可是我看到他老婆的話，我真的⋯愧疚啊！那時他小孩都還在讀書。」
顏輝煌與那位駕駛到底犯了什麼罪？查閱判決書，罪名是《貪污治罪條例》中的「共同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財物罪」，刑度5年以上。法官幾乎找遍各項法條試著為2人減刑，但一減再減，最多仍只能減到10個月。
台灣大學法律系教授許恒達以「包山包海」形容《貪污治罪條例》，「把一些跟貪汙沒什麼關係的罪也放進去，且刑度全部拉高。」
許恒達解釋，公務行為與一般民間企業行為的極大差別，在於公務行為會產生「權力關係」，公務員有最終的決定權，例如核發建照，因此應該依法，而非趁機獲得私人利益，「貪汙就是指公務員利用他的權力，所有的事情都要從他所連動到的power（權力）來判斷。但《貪污治罪條例》卻不是這樣規範。」
他說，若回歸到「公權力的執行」來判斷，那位清潔隊員似乎沒有那麼大的決定權，頂多是一般的財產犯罪，而非貪汙。此外，以顏輝煌的案件而言，我國《刑法》就有「侵占罪」，即使與公務有關的「公務侵占罪」，刑度也不過1至7年，但因為有了《貪污治罪條例》，「就變成很可怕的重罪，最輕5年，導致刑度出現非常不合理的情況。」由於刑度高，即使犯罪所得5萬元以下可減刑，空間仍有限。
中低階層上演 小罪遭重罰
類似的悲劇不斷在泛公務體系的中低階層上演，但大概正因位階低，始終乏人關注，直到少將韓豫平的事件發生。
今年5月剛卸任檢察總長的江惠民就說：「老百姓對貪汙深惡痛絕，所以如果沒有一個案件當作契機，沒有一個執政黨敢修法，所以像（行政首長）『特別費』，血流成河，但當時沒有一個人敢修法，最後才廢除。」
從基層檢察官當到檢察總長，江惠民對於《貪污治罪條例》的問題特別有感：「幾年前有個案子，監所管理員拿一包菸私下送給一個收容人，就被判圖利罪。我幫他提『非常上訴』，因為他是拿自己的菸送給對方，依監所的規定，收容人不能夠私自保管香菸，所以這只是違規而已，管理員卻被判貪汙，那個罪名是一輩子掛在他身上的。」
我們搜尋判決書，管理員姓黃，事情發生在台中看守所，那位收容人在入監前，曾與黃姓管理員在聚會上有一面之緣，算是相識。收容人入監後，某天菸癮發作，他問黃姓管理員有沒有菸，黃男也有抽菸的習慣，於是拿出自己的一包七星菸送他。結果黃男一審被重判2年半；二審改判1年3個月，緩刑4年，但要繳25萬元罰金。黃男再上訴，卻被最高法院駁回。最後，時任檢察總長的江惠民也為他提起非常上訴，無奈依然被駁回。
因此，黃姓管理員雖免去牢獄之災，卻從此失去了監獄管理員這份工作。黃姓管理員婉謝我們的採訪，他的辯護律師石宜琳對我們說，事發時黃男只差幾年就可退休，事後不只失業，「退休金也全部沒了，他已經六十多歲，後來只好回嘉義，在海邊人家養殖蚵仔的地方幫忙，算是打零工。」
黃男借錢繳了25萬元罰金，認分離開監所，回老家打零工。倒是石宜琳看不下去，今年3月再幫他聲請一次非常上訴。「那包菸才85元，且菸是他自己送給收容人的，菸不是公家的。最重要的，沒有任何人的『法益』因此受到侵害，包括國家法益也沒被侵害，所以最多就是行政懲處而已，若這樣可成立貪汙圖利罪，等於法院擴張解釋，以後人民的自由、生命、財產，是不是也會因為主管機關的一句話，就被剝奪？」
造成肅貪障礙 應併入刑法
有些人被判得冤，有些人則是小罪重判，例如目前占貪汙案件最大宗的「詐領」。前檢察總長江惠民解釋：「像詐領加班費，並不涉及濫用公權力，只是虛報，有的檢察官、法官會用普通詐欺罪，但有的就用貪汙罪，大家看法分歧。我們還遇過同一個案子有好幾個被告，有些被告繳回詐領款項、緩起訴金，就緩起訴，有些被告卻被認為貪汙。」
畸形的法律帶來畸形現象。若判貪汙，即使詐領幾千元加班費，刑度卻高達7年以上，頂多適用「5萬元以下可減刑」，但也只能減一半。為了避免不公平，江惠民卸任前最後一項重要政策，便是在搜集學界意見後，宣布往後公務員若詐領加班費、差旅費、值班費、休假補助這四類案件，檢方將一律以普通詐欺罪起訴。
江惠民感嘆：「《貪污治罪條例》要辦的是大官大貪，像高官貪幾千萬元那種案子，辦起來大快人心，結果現在抓的都是最基層，好像有點劃錯重點。」他又說，《貪污治罪條例》是特別法，「時空背景不一樣，民國五十幾年訂的，刑度很重，內容卻不明確。一個法律若不明確，就很難讓民眾遵守，且會導致有的法官判得很重、有的法官判得輕，對被告不公平，民眾也會懷疑是不是法官或檢察官收錢？對司法公信力的傷害很大。」
除了犯罪的定義不明確，《貪污治罪條例》另一問題是刑度的起跳太重。貪汙犯不就應該嚴懲嗎？江惠民卻說，起跳的刑度太重會衍生一個問題：「罪與刑不相當，檢察官有時候就會起訴不下去，或法官判不下去，因為他們知道只要一判下去，那個人的一生就毀了，就會找各種奇奇怪怪的理由改判，導致出現一些奇異的判決。」
結果，反倒不利肅貪，多麼違反人們直覺的悖論。但另一位法界人士也談到同樣觀察：「如果刑度合理，檢察官證據查得差不多時，會比較敢起訴，法官也比較敢判下去。但如果他們覺得一判下去就是很嚴重的罪時，檢察官出手就會顧忌很多，法官也不太敢判，會傾向判無罪。所以，本來是為了嚴懲貪汙的法律，實際操作起來反而可能變成肅貪的障礙，這是審判心理。」這位法界人士建議，《貪污治罪條例》應與《刑法》整併，「讓它變成更妥適、更有效能的法律，嚴刑峻罰並不一定就是好的法律。」
研究貪汙罪甚深的台大法律系教授許恒達也說，《貪污治罪條例》中的犯罪類型，幾乎都能在《刑法》中找到同樣類型，例如《刑法》早有受賄、行賄、圖利、詐欺、侵占等罪，「把《貪污治罪條例》廢除，回到《刑法》，再補上幾個缺口，例如將『影響力交易』做出明確規範，就差不多了。」《刑法》的刑度不會太輕嗎？他說，其他國家的刑度也大多如此，唯獨我國《貪污治罪條例》刑度特別高，顯然刑度加重與貪汙的預防不必然有關聯性。
特赦引發不公 修法是根本
這樣的話，我們對A很多錢的人就無可奈何？「A很多錢，可以沒收。另外，我個人看法是，對這些人想要有效監督，更好的方式是公務員的懲戒措施，以及職務活動上有效的預防控管，這點我們做得不夠周密，比方公務員的職務活動，在台灣受到的監管很有限，對企業高層的監管也是，讓企業把公司當作自家一樣。還有，公務員違反職務，導致政府要負擔財產損害時，比方政府標案的減價收受，造成公務成本浪費或公有物財產損失，或者兆豐案，之前黃國昌委員就說過要求償，我覺得很合理，今天如果是私人企業，會不求償嗎？可是換成公家機關就都算了，大家覺得求償很麻煩，就不去跟亂搞的人求償。當然，財產損害的判斷與關聯性確實不好認定，但是至少試試看，而非都不去嘗試。」
怪物法律的成效，沒人看得出來，釀成的悲劇卻一樁又一樁，從將軍、清潔隊員到基層員警，以及更多無聲無息淹沒在海量判決中，我們無法一一採訪的無名受害者，交大科法所教授林志潔就說：「類似案件很多，再不修法，特赦也沒用，因為你特赦A，但B跟C的情況可能更堪憫，特赦反而引發不公平，所以最根本方式還是修法。」林志潔也認為，回歸《刑法》的「瀆職」罪章即可，不需要額外設《貪污治罪條例》，「即使還想留著這部法，裡面的很多『構成要件』必須修法，因為完全不合時宜。」
多不合時宜？以當年的總統專機私菸案為例，後來14人被判刑，有些依逃漏稅判半年至2年多，但輪值載私菸的6位駕駛兵都被判6年以上，其中1人僅訂13條菸，犯罪所得9千元，因此被批「基層頂罪、高層沒事」。重刑依據，正是《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中「以公用運輸工具裝運違禁品或漏稅物品」，要判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對此林志潔說：「立法當年的情境，是用稀有的公務車載送危險物品去助敵，所以刑度當然10年起跳，但用在今天，就充滿了不合理的穿越感，造成罪責不相當。」
無奈懼於民意，修法之路始終遙遙無期。至少警察黃金輝可能等不到修法了，事發至今他嚴重失眠，「我晚上只要躺在床上，就會去想我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每天都在想這件案子，睡不著，都到早上才睡一下。」
法規認知差異 讓基層混淆
他解釋為何一審時不願認罪，因為他根本不認為自己貪汙，「我只是犯『公務人員登載不實』，我沒仔細看過《貪污治罪條例》，法官都認為我們應該要知道，事實上我們並不知道，以前警專也沒讀過，我們是讀《刑法》。我就是書讀不好才當警察，書讀得好我就當律師、檢察官了。」
二審時他終於搞懂一些，但同事們依然勸他不可認罪，因為公務員一旦被判貪汙，一律免職，「其他犯罪，只要不是貪汙，都有可能重回警務工作。所以開庭時我一直跟法官爭論，我説我沒有同意對方更換引擎，我想脫離圖利罪的範圍。可是辯論庭我只有五分鐘，我沒有機會講太多。」
開庭結束，他回家再讀一次法條，終於懂了，不論他有沒有同意飆仔更換引擎，只要他允許飆仔更換其他零件，便可能犯下「圖利」罪—意圖讓飆仔獲得不法的利益。他的爭辯，反倒令法官認為他並未真心認罪，最後，二審依舊維持原判。但，即使依照法官的認定—黃金輝允許飆仔更換引擎等零件，如此就判一年半，仍令人吃驚。
黃金輝至今介意自己並沒有同意換引擎，採訪時他說得急又快，努力申冤，然而他畢竟不是靠口條吃飯，心急下不免亂了條理，記者反覆問了幾次仍難釐清案情，我感覺他似乎把我當成法官了，不斷地急著解釋，最後我忍不住說：「你不要這麼急，這樣子我會聽不懂，開庭時法官也可能會聽不懂。」他聽了黯然說：「我們當事人當然會很緊張。我後來回想，法院不是我們這種一般人可以玩的，我們對法院都不了解。」
「我犯了罪，沒錯，但應該是可以被原諒的錯，我沒有拿人家錢，只是一時心軟，加上圖個方便，結果1個月8、9萬元的工作沒了，退休金也全部沒了。本來我打算再做幾年，55歲退休1個月可以領5萬多元，現在全都沒了，還要入監服刑。」
過去月入8、9萬元，是本薪加上天天睡派出所的加班費，「這十幾年我都是放假才回家，從小孩很小的時候，我就待在這個海邊的派出所，所以跟家人的關係沒那麼親密，十幾年就這樣過去，現在小孩都長大了，時間也回不來，沒辦法做任何補償，本來想說就平平安安退休、領月退俸，至少不會變成小孩的負擔。」
想平反不認罪 反而遭重判
現在他什麼都不敢想，「服刑回來，我就有前科，連保全都沒辦法做，你說我到底能幹嘛？所以我一開始當然不敢認罪，我都幾歲了。」少將韓豫平當初不願認罪，也是同樣原因吧，當了大半輩子軍人，最後只因2千多元加菜金，退休俸全沒了。只是，2人的不敢認罪，皆遭法官解讀為毫無悔意，最後重判。
萬一三審又被駁回，你有考慮聲請大法官釋憲嗎？黃金輝愣了一下，似乎從沒想過這個可能性，最後眼神疲倦地說，經濟已捉襟見肘，二審的律師費是拜託好友幫忙付的，三審狀子又花了幾萬元，怕已無能力。「我當然希望有平反或緩刑的機會，但我不知道要不要抱著期待，我要不要去找工作？找到工作萬一馬上又要入監怎麼辦？」
採訪結束時，他又忽然對我說：「謝謝妳今天聽我講了這麼多，我一直沒有什麼機會講這些。」過去，一審時他不知如何辯解，不敢開口，只請律師講，二審他決定開口辯解，卻只有不到5分鐘可講，偏偏他一急起來就亂了條理，今天終於有機會對人講清楚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