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可緩刑，但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公務員一旦被判貪汙，即使緩刑也喪失公務員資格。當了20多年清潔隊員的顏輝煌，失業了，那時他已50多歲，重新找工作談何容易，後來他去開選舉車、去寺廟幫忙，總之到處打零工，3年前才與太太在南寮漁港附近開起冰店，假日靠遊客、平日靠科技廠的下午訂單勉強撐著，偏又遇上疫情，至今負債。
我們是透過臉書找到顏輝煌本人，事發之前，他會在臉書熱心宣導民眾倒垃圾的注意事項，顯然對這份常遭人們走避的工作非但不以為羞，還頗有熱忱。事情發生後，他的臉書沉寂許久，之後，再也沒有清潔隊的相關貼文。再隔一段時間，轉為冰店的照片。
罪名定義空泛 受法界抨擊
如今已60歲的顏輝煌坐在毫無裝潢的冰店裡，對我們回憶那段日子：「事情發生後，我待在家裡半年沒出門，都在沙發上，一直胡思亂想。也沒收入，都靠老婆。」他說，拾荒老婦人是他自小認識的老鄰居，大他十多歲，婦人老了住在貨櫃屋，經濟狀況不是很好。
「也不能說是阿婆害的，她有出來作證，說她沒有把回收物變賣的錢拿給我，就OK了。」只是，即使錢沒放到自己口袋，只是圖利他人，依法也是觸犯「圖利罪」。當年，老婦人拿了顏輝煌放在門口的回收物後，陸續變賣十來次，每次大概賣得200、300元，因此全案「犯罪所得」共2,000多元。
連法官都在判決書寫著：「（顏輝煌與同車駕駛）深知從事回收之辛勞，而且清潔隊之回收量越大，代表個人在街頭所能撿拾之回收物相對減少，被告顏輝煌又因遇見舊時鄰居，即證人陳王引，見其年事已高仍在從事資源回收，因而心生同情⋯」
那位也被判刑9個月、因此失業的同車駕駛呢？顏輝煌的神情瞬時更加沉重：「（官司纏訟時）他看起來很憂鬱，後來我有line他，但他沒讀。以前他會跟同事去爬十八尖山，我有問同事，同事也有問我，但大家說後來都沒看到他了。我真的很對不起他，我連累他。」
沒有人找得到他嗎？「其實，我也可以硬著頭皮去他家裡問，可是我看到他老婆的話，我真的⋯愧疚啊！那時他小孩都還在讀書。」
顏輝煌與那位駕駛到底犯了什麼罪？查閱判決書，罪名是《貪污治罪條例》中的「共同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財物罪」，刑度5年以上。法官幾乎找遍各項法條試著為2人減刑，但一減再減，最多仍只能減到10個月。
台灣大學法律系教授許恒達以「包山包海」形容《貪污治罪條例》，「把一些跟貪汙沒什麼關係的罪也放進去，且刑度全部拉高。」
許恒達解釋，公務行為與一般民間企業行為的極大差別，在於公務行為會產生「權力關係」，公務員有最終的決定權，例如核發建照，因此應該依法，而非趁機獲得私人利益，「貪汙就是指公務員利用他的權力，所有的事情都要從他所連動到的power（權力）來判斷。但《貪污治罪條例》卻不是這樣規範。」
他說，若回歸到「公權力的執行」來判斷，那位清潔隊員似乎沒有那麼大的決定權，頂多是一般的財產犯罪，而非貪汙。此外，以顏輝煌的案件而言，我國《刑法》就有「侵占罪」，即使與公務有關的「公務侵占罪」，刑度也不過1至7年，但因為有了《貪污治罪條例》，「就變成很可怕的重罪，最輕5年，導致刑度出現非常不合理的情況。」由於刑度高，即使犯罪所得5萬元以下可減刑，空間仍有限。
中低階層上演 小罪遭重罰
類似的悲劇不斷在泛公務體系的中低階層上演，但大概正因位階低，始終乏人關注，直到少將韓豫平的事件發生。
今年5月剛卸任檢察總長的江惠民就說：「老百姓對貪汙深惡痛絕，所以如果沒有一個案件當作契機，沒有一個執政黨敢修法，所以像（行政首長）『特別費』，血流成河，但當時沒有一個人敢修法，最後才廢除。」
從基層檢察官當到檢察總長，江惠民對於《貪污治罪條例》的問題特別有感：「幾年前有個案子，監所管理員拿一包菸私下送給一個收容人，就被判圖利罪。我幫他提『非常上訴』，因為他是拿自己的菸送給對方，依監所的規定，收容人不能夠私自保管香菸，所以這只是違規而已，管理員卻被判貪汙，那個罪名是一輩子掛在他身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