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腦中還有很多計畫，想拍陳澄波的故事、也想拍日本時代台灣最有名的橄欖球明星柯子彰的故事。「這個案子cooking兩年多了，柯子彰的兒子是我高中老師，柯子彰樣子黑黑的，有點像周潤發，走到哪女生都吱吱叫。他的好朋友是日本前首相森喜朗的爸爸，所以森喜朗來台灣悼念李登輝時，悼辭還特別提到柯子彰。」他認為透過訴說這些故事，可以重構台灣認同和文化，平衡國民黨數十年來的威權洗腦教育。
【姚文智番外篇】沒有電影夢，也不想當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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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智十多年前就想將鄭南榕的故事拍成電影，首部推出的電影卻是《流麻溝十五號》。他說：「（鄭南榕）一直在寫劇本，光是劇本就要解決很多問題，轉型正義有很多題材，流麻溝因為田調資料、文本很清楚，變成比較順利開拍的第一支。」
「台灣很多人對自己的族群身世、國家歷史都一知半解，我希望用比較有感染力的電視電影，拓開市場。」看齊的目標有講述光州事件的韓國電影《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猶太人平反納粹屠殺歷史的《辛德勒的名單》等。「我覺得沒人拍啊！台灣100年來這麼多關鍵的故事，受到很多外在條件限制，沒有人去主導，我從當新聞局長時就這樣想。」
他小時候每個週末跟著阿姨去西門町看熱門的電影，念輔仁大學大傳系新聞組時還是個會去金馬影展看柏格曼、溫德斯的文青，「電影就是一個故事在上演，但我現在的關注比較是文化建構，電影是能夠發揮影響力的工具，政府或民間的投資應該要更多。」
他認為台灣看似擁有自由的言論環境，但媒體、影視的詮釋權仍掌握在少數政治、市場菁英手上，沒有真正轉型，因此台灣認同還是不夠堅固，經常受到挑戰。
「很多人認為我搞電影不會成功，但我一路都是這樣走過來，我在高雄做貨櫃藝術節時，幾乎都沒有錢，最後竟然就完成了，有錢從天上掉下來。」他樂觀相信只要堅持闖出一條路，就會被看見並得到支持，「現在就是債多不愁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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