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開現實考量，即使王瑞豐有本錢繼續打官司，另一道更大關卡是「再審」的法律門檻，依王瑞豐的案情，幾乎不可能獲准。
鑑定精進 再審率仍偏低
太難了，要有明確可翻案的「新證據」或「新事實」。依司法院統計，2013至2022年這10年，全台地院加高院共新收一萬八千多件刑案的「聲請再審」，最後300件獲准，比例約1.6％。獲准再審並非平反，僅是獲得再一次審判的機會。
別國呢？我國法律制度類似德國、日本，冤獄平反協會執行長羅士翔表示，日本的難度亦高，近幾年獲准率約1.1％，德國似乎沒有公開數據，但2018年曾有學者搜集漢堡市的數據，漢堡市人口近200萬，過去12年聲請再審的案子僅47件，最後27件獲准，高達57％。
雖說比較的基準不同，難以斷定台灣的門檻是否過苛，但以近年較為人知的冤案為例，被控在KTV殺人、判死刑的鄭性澤，花了15年才平反；被控搶銀樓、殺人未遂的蘇炳坤，更花了31年；另有多件被認為極可能是冤獄的老案子，至今依然連再審的機會都沒有。
冤案平反的難題並非台灣獨有。冤獄平反協會理事、台大法律系教授謝煜偉說，隨著鑑定科技的發展，「早年以為很科學的東西，後來技術更精進後，會發現之前很多鑑定是錯的，例如DNA鑑定，因此，仰賴這些鑑定來定罪的案子，也就判錯了。」他說，包括美國在內，各國因此意識到冤錯案的問題。在台灣，最著名的案件是因早年DNA鑑定的精準度不足，而被誤判性侵的陳龍綺。
其實我國《刑事訴訟法》的再審條文，近年已二次修法放寬，但獲准率並未明顯增加。一般認為，癥結仍在法院文化。以2019年修法為例，從前，法院對聲請再審的案子鮮少開庭，但修法後，除非「顯無必要」，否則法官「應」開庭。刑事辯護律師協會理事長林俊宏說：「意思是，除非很明顯來亂鬧的極少數案子，否則原則上法官要開庭，讓當事人或律師有機會去說明。但是，以我自己這幾年經驗，有開庭、沒開庭大概一半一半，也就是法院把異常（不開庭）當成正常。至於調查證據，我自己經驗是不到2成，但調查證據並不是硬性規定，這勉強說得過去。」
前政務委員羅秉成在過去擔任律師期間，便投入冤案救援，他說，犯罪人口畢竟是極少數，被誤判者更是少數中的少數，因此冤案救援屬於小眾議題，「比較不被關注跟重視。」但他以明朝思想家呂坤的話形容冤獄平反的重要：「替人平冤白謗，是天下第一公理。」
羅秉成並提醒：「新的時代會有新的冤錯風險，例如司法案件大量化，案子一多，法官就沒辦法專注在每個案子上，輕罪化也是，比較輕的罪名容易認罪了事，第三是『鑑定』的錯誤風險，例如毒品鑑定，二級跟三級刑度差很多，大家越來越重視科學證據，所以法院很仰賴鑑定，這時要回頭去問，我們的鑑定品質有那麼好嗎？」
終獲平反 擺脫恐懼陰影
今年2月，王瑞豐再審案進行最後一次言詞辯論，法庭上來了一位女士，正是剛卸任的大法官黃虹霞。王瑞豐好驚訝，「她還走過來向我道歉，說國家對不起我。」
黃虹霞向我們解釋：「雖然案件不是我判的，但我也是制度的一環，我還是應該跟他說對不起。」又說，法官是人而不是神，也可能犯錯，「如果我是法官，做了錯的判決，我會很希望有人補救，讓我不至於錯到底。」
這是一場遲了27年的補救。王瑞豐說，自是高興、欣慰，但「為什麼要等這麼久？」這些年，搶劫前科像洗不掉的髒印，妻子在待遇優渥的金融業上班，他也很想轉職金融業，卻知道那只是妄想。別說對身家背景要求嚴格的金融業，連換個其他的一般工作，王瑞豐都不敢寄履歷，「你不曉得去面試會碰到什麼問題，會擔心。」
剛出獄那幾年，他還常做惡夢，「夢到我一直在努力解釋，不斷地解釋。醒來就滿身大汗，失眠到天亮。」一旁的妻子說，剛結婚時，兩人在家看電視，偶爾會看到監獄題材的電影，她沒注意到先生神色不對，某天先生才說，看到監獄電影會想到從前，此後她一看到監獄劇情就轉台。
今年3月，王瑞豐終於等到「無罪」2個字。曾經耗盡家產替兒子申冤的母親，卻沒能等到這一刻，已在去年病逝。隔週清明祭祖，他特地告訴母親這件她最在意的事。但他不敢太開心，檢方仍可上訴。過去失望太多次，他深怕又是一場幻影。
就這樣天天算日子，4月19日，檢方上訴時效已過，仍未上訴。王瑞豐無罪定讞。那一晚他睡得極好，但寡言的他仍只淡淡說：「雖然等了27年，心裡還是很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