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足足晚林孝信一個世代。我與大家一樣向來稱呼他為「老林」，是因為實在沒有其他更適合的稱呼。他沒什麼架子，稱他先生太見外；他舉止無狀，稱他老師太嚴肅；他以超越階級自許，直稱他的名孝信又太「溫情」。
他很平易近人，願意敞開心胸和人爭辯。雖然很有主見，卻也很「民主」地隨時開了一扇小門歡迎別人進去共享他的內心世界。但他充滿自信的外表下，卻是相當脆弱的自尊，許多受不了他的堅持、跟不上他腳步的人，常常會進去刺他兩下；這個時候就可以看到扭曲的笑臉中呈現的真實的林孝信。
1985年秋天，我從奧勒岡大學畢業，正在加州找工作。接到當時在柏克萊攻讀博士學位的夏鑄九老師打來的電話，問我有沒有興趣到芝加哥找事，順便幫林孝信開一間中文書店「傳播理念」，我可以在建築專業及其他「運動」上幫他一些忙。
在這之前，我知道林孝信，是因為他創辦了「科學月刊」，一本以科學救國、普羅濟世為目標的刊物；在當時保守的台灣社會，這樣帶有改革色彩的出版品，是受到相當高評價的。來到美國後，也從多方聽到林孝信參與「保釣運動」的種種事蹟，知道他為國家民族的權益所做的種種努力。
踏進老林芝加哥大學旁海德公園的公寓，攤在我眼前的，是一箱又一箱的書，要找個地方落腳都有點難。原來，他已經從台灣、中國、香港批進了各種書籍。
對於當時正在熱切地思索所謂「人生」與「理想」的我，能為久仰的前輩提供協助，自然是一種榮幸；更重要的，能從這樣的實際作為中，有機會觀察與整理我個人關於人與社會的認知、填補我思想的虛無，是我非常期待的。我沒有太多猶豫，便搭上灰狗巴士，經過兩天一夜的跋涉，來到芝加哥。
踏進老林芝加哥大學旁海德公園的公寓，攤在我眼前的，是一箱又一箱的書，要找個地方落腳都有點難。原來，他已經從台灣、中國、香港批進了各種書籍。
他要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將這幾千種書，分門別類的編碼編號，然後輸入他不知從那裏要來的程式，做為未來書店進補管控的基礎資料。老林是學物理的，思維夠細密，也具有科學化管理的概念。但他沒開過書店、他的股東們也不知書店該長什麼樣子。而我一個建築人，只在圖書館裡查過書，從來沒想過要像個圖書館員般用編碼駕馭山一般的書堆。接下來，我在那狹小的客廳加臥室的公寓，像玩魔術方塊般，書從這角落搬到那角落，再從別個角落搬回到這裡。如果發現某一本書搞錯類別，就得想辦法挖出來從來一次。
我在芝加哥市區找了份建築事務所的工作，下班後就回到老林家，編書，然後睡在書堆旁。雖然精神不濟加上語言障礙，那陣子的工作著實不好過，但也甘之如飴。
阮慶岳當起工頭雇了幾個黑人幫忙，晚上就睡在黑人區。黑人區的經驗很特別。有天晚上我們在後陽台聊天，眼下看到幾個黑人有人在跑，有人在後面邊追邊放槍，煙硝味撲鼻而來。
書店不只要有書，還要有書架與店面。我想到我那愛好文學，也寫過小說的同班同學阮慶岳。老林欣然接受我的建議，就邀請阮慶岳來芝加哥「共襄盛舉」。慶岳是自由主義思想濃厚的文青，願意到老林身邊幫忙，對他而言，可能和我一樣是抱著對老林的敬仰心理；也或者，想近距離觀察這些左派到底在做些什麼也會是原因吧！
差不多同一時間，剛從柏克萊畢業的吳永毅也來了。永毅才華橫溢，待人真誠、充滿幹勁。他會到芝加哥來，除了受夏老師影響外，恐怕是他血液裡有著那樣的基因，一種類似飛蛾撲火般的衝動會想要飛到這裡來參一腳。吳永毅這趟芝加哥之行，以及其後的所見所聞，我個人相信對他往後走向勞工運動這條路，應該具有「定性」的效果。
阮慶岳負責書店的設計與施工，採買木頭、搬運、切割、組裝，樣樣自己來；他當起工頭雇了幾個黑人幫忙，晚上就睡在黑人區。黑人區的經驗很特別。有天晚上我們在後陽台聊天，眼下看到幾個黑人有人在跑，有人在後面邊追邊放槍，煙硝味撲鼻而來。還有天晚上，阮慶岳枕在頭下準備第二天發的工資，竟在熟睡中被摸走了。這一驚不得了，讓阮慶岳鬧了場胃出血。
雖然每天都會有來自鄰近各州的學者、書生到店裡來，一待就是大半天捨不得離開。但是光靠這些有識之士，收銀機一天啟動不了幾次，每天結帳的數字與一早放進去的沒差好多。
儘管慘淡，「士林」書店如期開張了。
這可是芝加哥，甚至是美國中部最大的華文書店。不可諱言的，整個書店的基調是 「左（左翼）」、「中（中國）」、「社（社會主義）」、「無（無產階級）」。老毛、老馬、老黑的書當然少不了，但也鋪了兩岸三地的許多文哲書籍。有趣的是，有鑑於黑人社區對中國武術的興趣，進了不少英文版的李小龍、少林寺相關的書。
雖然每天都會有來自鄰近各州的學者、書生到店裡來，一待就是大半天捨不得離開。但是光靠這些有識之士，收銀機一天啟動不了幾次，每天結帳的數字與一早放進去的沒差好多。到後來竟然是靠著李小龍的書與錄像帶維持人氣。老林腦筋動得快，開始多角經營，代銷個人電腦。由於人面廣，這倒讓他找到了維持書店的一條路。於是乎，士林書店像是一座廟堂被拱在那裏，當誰需要尋求告解的時候，到這裡走一圈。老林則像個在旁邊擺攤兼賣雜貨的「老住持」或是「老牧師」！
士林書店的出現，沒有悲情，倒有點像是黑色喜劇。
這段時間裡，書店是一個場景，他公寓的小客廳則是另一個場景，進行著一次又一次資本主義vs.社會主義、民族主義vs.帝國主義、現代文學vs.鄉土文學的思想交鋒。
由於地緣之便，加上芝加哥大學人文薈萃，往東或往西的各方人馬，向左或向右的各路志士，都喜歡到老林這裡落個腳，交換一些想法，甚而探聽一點訊息。
不同「道」上的人物，自然有各自的信仰與主張，我們常有機會聆聽這些前輩們的高談闊論；對於各路思想間的辯證關係，得到了不少啟發。其中也會穿插一些不太正經的事。像有一次南方朔與我們幾個聊天，一位在芝大念哲學博士的舒同學，拿出一管大麻助興，我們輪流抽了幾口。
聶華苓在愛荷華大學主持的「國際寫作計畫」邀請的台灣知名作家，就常把老林這裡當作必經的行程。陳映真、柏楊、高信疆、楊逵、楊青矗、王拓、七等生都到過這裡。其他的文化、政治人，像詹宏志、王杏慶（南方朔）、蘇慶黎、林正杰等等，也都曾是老林的座上客。不同「道」上的人物，自然有各自的信仰與主張，我們幾個小鬼，常有機會聆聽這些前輩們的高談闊論；對於各路思想間的辯證關係，得到了不少啟發。
三十年後，回首那一幕幕的激昂談論，頗讓人感慨的是，有些人始終如一，堅定地走完他的道路，至死不渝；有些人則是看風轉舵、隨波逐流。
當然，其中也會穿插一些不太正經的事。像有一次南方朔與我們幾個聊天，一位在芝大念哲學博士的舒同學，拿出一管大麻助興，我們輪流抽了幾口。接下來發生的事就都變得很奇妙，每個人笑個不停，而平常說話會打結的南方朔，突然也變得口若懸河起來。
當然老林不知道我們搞這些小資產階級的事。
老林為我們組了個讀書會。重點書籍當然就是「資本論」。吳、阮、舒、我，以及另位在芝城做事的林麗雲，每周固定看一些篇章討論。老林相當看重我們的「潛力」，甚至還「派」我們到紐約、洛杉磯等地遊學、參與研討。而我們也不排斥多一些學習與了解。只是，時代不同，我們的血液裏已有太多「資本主義」的毒素，常會問一些在「資本論」的年代不是問題的問題。譬如，談到「勞動力」―價值―價格的關係的時候，現今的社會勞動力已不是決定「價值」的必要條件，我們會拿名牌、明星的效應質疑左派「價值」因勞動而生的基本理論。
有一次我們幾個「小資」在談論那個明星比較帥，那個女星最美。我彷彿記得在一旁的老林回過頭來，用他慣有的瞇著眼睛露出牙齒的笑臉對我們說：「那是靠著基因，不是靠著努力……」。
對於這些「挑戰」，老林經常顯得無奈。到後來，我自己教了書，了解所有的理論，不可能詮釋所有的現象，尤其是屬於社會科學的學說。掌握學說的精神，修正執行的公式，是我們常做的事。當時老林常為我們的問題語塞，我想在他心裡那會不會是一種「秀才遇到兵」的感覺呢！
老林的身上，常常就是一件汗衫一件短褲一雙球鞋，到處跑。到別人家裡頂多加一件廉價的夾克。我沒有印象他穿過襯衫。他身上常是五顏六色，實在談不上什麼「品味」。但有一次我們幾個「小資」在談論那個明星比較帥，那個女星最美；我彷彿記得在一旁的老林回過頭來，用他慣有的瞇著眼睛露出牙齒的笑臉對我們說：「那是靠著基因，不是靠著努力……；外表美不美，是靠運氣……」然後他跟我們上了一段「進化論」。自此以後，我對老林的「品味」另眼相看，而我自己對「品味」這件事的看法也發生了許多變化。
老林的生活簡單到不行，處處跟不上時代的腳步。有一次我陪他到「Bell-Lap」工作的「同志（社會主義同志）」家裡作客。那位同志展示了他新購的CD及播放設備，老林邊看這個上市已好一陣的新產品邊靦腆的點頭。我在旁邊看了有點心酸。
老林因為保釣運動中批評政府護土不力，與當年的許多留學生一樣對紅色中國抱持過希望。因而被列為黑名單，失去護照甚而失去芝加哥大學的學位。但他情感的歸宿畢竟還是台灣。在當年黨外還沒成形，政治在台灣還是禁忌的年代，他在芝加哥成立了「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不時舉辦活動宣揚民主理念，或是募款集資，選擇性的支持具有同樣理念的政治人物。有趣的是，在美國的華人可以有幾種分法，「左派右派不左不右」是一種分法 ，「統獨」是另一種分法，排列組合之後，可以有六種之外再加上「捨事不管」總共七種集團。老林這一組顯然只是其中一支，因此要維持「支援會」的能量，並不容易。但也因為老林這支最具有理想性，道德光環最明亮，也因此一直是「不絕如縷」的存在著。
離開海德公園時的心情是有點複雜。就像我有一次探訪住在美國麻州山林中的同學，離開時有點不捨，覺得自己要回到繁華的山下，而要留他在孤寂的山裡；為此回頭看了好幾回。
我在老林身邊看到許多學有所成、留著左派血液卻能在美國資本主義社會闖出一片天的同志，持續的給予老林支助，從書店的開張到對台灣民主活動的支援。我看得出那是一種自我救贖的行徑！他們應該是誠心的感激老林給他們救贖的機會，讓他們在物質不缺之餘，能獲得心靈的充實。這些光鮮的資本主義菁英勝利組，與披頭散髮儀容不整的苦行僧老林，這實在是再戲劇化不過的對比。但他們都安然於為自己找到的道路。
而我，留在心裡的疑惑是，誰願意持續老林的道路，誰會是下一個願意保持理念、身體力行的實踐者？
我因為母親重病必須回台，要結束在芝加哥的工作與作為老林跟班的角色。
離開海德公園時的心情是有點複雜。
就像我有一次探訪住在美國麻州山林中的同學，離開時有點不捨，覺得自己要回到繁華的山下，而要留他在孤寂的山裡；為此回頭看了好幾回。但他似乎很淡定。而我後來才明白，或許不捨的是他，是他帶著憐憫的心送我下山，不捨的看我要回到喧囂無趣的凡間。
離開老林，彼此的心情或許很類似我離開老同學的情形吧。
再看到老林竟然是多年後在南港中央研究院。他背了一大袋書說是從美國批回來要面交給院裡的人。他還在持續書店的工作，而那書店已經變成活動、或說是網路書店吧。他因為愛書，所以願意持續的為書、為愛書的人服務。
我開始害怕跟他在一起，因為害怕那樣讓我手足無措的情境。我總是回想，我是一個隨波逐流的人嗎？在年輕的時候有過對人類社會的憧憬，如今呢？
之後接過他好幾次邀約參加保釣紀念、保釣研習的活動。我去了幾次，但每每總是帶著愧疚的心回來，因為我沒能再積極地加入他的世界裡。我的生活步調與思維，已完全融入資本化的社會與價值體系。雖然我心中還是有那根弦，常會為那樣的頻率產生共鳴，但像是塵封的古琴。
我開始害怕跟他在一起，因為害怕那樣讓我手足無措的情境。但每回離開他之後卻會不斷想到他，想到這樣的一個獨行俠，走在在資本主義的風中，走在自顧不暇的忙碌人群中。
我總是回想，我是一個隨波逐流的人嗎？在年輕的時候有過對人類社會的憧憬，如今呢？我偶爾還是會回想，生活該怎麼過，我們該在人類進化的過程裡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這樣以前曾用力想過的問題。
的確，那是個思想的年代，每個人都在為「理想」而思考，雖然理想分歧的很厲害；而今，大家已經沒這個興趣，或者說，所謂「理想」，他的範疇與定義已然不一樣了吧。
老林走後，尤其是陳映真也走了以後，這個老問題又讓我思索不已。
什麼是信仰，什麼是理想。他們抱持信仰與理想，終其一生、至死不渝。對他者而言，這彷彿是一種執迷與頑固；尤其是在當今個人化與物化是普世價值，隨機演化已取代主義至上的年代。在這個走資的年代，我們又該怎麼看待左派？
左派不死，只是靜默地等待人類追逐小我後虛無的那一刻。左派會是人類自我救贖的一扇門，當人類厭惡了私有化的拉鋸與掠奪，總會想要打開那扇門，尋求昇華與告解。
這是一個大問題，我沒有答案。
但我彷彿又覺得――
對林孝信與陳映真這樣的信仰者而言，他們認為他們找到了真理，是為真理而行。雖然世界朝他們預期的相反方向發展，左派常被認為是一種笑話。但現在該是蓋棺論定的時候嗎？如果我們不認為現在的世界是社會發展的終極模式，能說誰對誰錯、左派已是過去式了嗎?
當人類還無法（或永遠無法）找到政治經濟學的真理的時候，任何判定誰執迷誰聰慧的說法，本身恐怕就是一種愚昧。
微小的我們只能用崇敬的心，看待願為任何主義奉行至死的實踐者。
我也覺得（如果哪天有機會到老林墳前上香，我想說這樣的一段話）――
「人性有兩面，一種屬於大我，一種屬於小我。左派屬於大我，被批評不符合人性，其實只是從小我的角度來看；但小我絕對也不是人性的全部。左派不死，只是靜默地等待人類追逐小我後虛無的那一刻。左派會是人類自我救贖的一扇門，當人類厭惡了私有化的拉鋸與掠奪，總會想要打開那扇門，尋求昇華與告解。」
我雖然遠離了左派，但我仍有這份信仰。
每一次的左右更迭，如湯恩比說的，是一種迴旋上揚的過程；每一段歷史都會是有意義的，每一段失敗的故事都會是進化到下一步的踏腳石。
你與其他同志已經在那扇門後；應該很快的有人會走向你們。
【後記】
老林，林孝信，走了好一陣子了。我沒能到台南去送他，雖然遺憾但也沒太難過，因為送他的人太多，不差我這一個。一直想寫下點心中的波折起伏以為紀念，但也未能下筆，是因為有資格紀念他的人太多了，不差我這一個；另方面，我一直也不知如何定位老林這個人。
無論如何，他對我而言是有感覺的，他的離去，好像從我的天空中飄走了一片雲。
作者小傳―呂欽文
生於1956，執業建築師，目前是呂欽文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
就讀淡江大學期間，擔任新聞社社長，受王津平、陳映真、人間雜誌等影響，熱心參與社團活動，曾共同推動李雙澤激起的校園民歌風潮。
赴美期間再受林孝信等人啟發，關心政治經濟學等課題；回國後雖投入建築師設計業務，但仍心繫社會弱勢，積極參與OURS（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等NGO組織，並與同業共同創建建築改革社且擔任過社長。
呂欽文自認常處在「難以忘懷左派的理想，但卻必須置身於極右溫床」的心理糾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