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會傳染,爸爸打媽媽,後來,媽媽打女兒;父親不工作,母親只好跳牽亡餬口,母親逃家後,跟這個女人出遊,幫那個女人洗內褲,和女朋友攢了錢付了蘆洲房子頭期款,漸漸地,也不大工作,換女兒打工拿錢回家。因為耳濡目染,她第一次拿起三弦就能彈完一首〈小蜜蜂〉,在牽亡歌陣唱文武場,「手拿清香請金童,接引亡魂往西方,子孫孝順來奉送,金童玉女渡過關」,陰府路上千百關,她用歌聲引領亡魂渡過36關、72路,抵達極樂世界,「牽亡是生者對亡者做最後的告別,透過這個過程,亡者做過甚麼不好的事,他可以得到赦免。」
心裡有怨,但不敢講,也不知道跟誰講,心事被看見是危險的。「我試著要寫日記,但沒安全感,我害怕別人知道我的想法。我希望媽媽愛我,但我以為是自己不夠好,得不到愛,所以只能更懂事,拚命把事情做好。」「是不是發生『那件事』,覺得自己不夠好,媽媽才不想理妳?」「可能吧。」她小小聲地說道,小聲到我們幾乎聽不見。
懂死亡。從小失眠
我們打電話給妹妹黃惠娟,電話那頭多半是沉默,偶爾淅淅簌簌聲音像是收訊不好,又像啜泣,「我不知道怎麼講,成長過程,姊姊一直很護著我,姊姊這幾年辛苦了,媽媽也沒有不愛我們,只是她不知道怎麼講。」不吵架,是因為不溝通,母女都不知道怎麼講,變成了餐桌上的陌生人。
死亡變成少女成長一部分,黃惠偵說:「我很早就知道人都會死,我總覺得我這樣撐著,忍耐著,總有一天,一切苦難都會結束。」喪葬場合討生活,不免會想人為什麼要活在這世上?想到睡不著,「我從小失眠,我都會夢見奇怪的東西,我說我長大要當尼姑。」「失眠跟『那件事』會有關係嗎?」「潛意識也許有,但也可能是長輩說的,我業障重吧!」她乾笑了兩聲。
她的世界不是跳牽亡,就是在家看漫畫看電視,生命在20歲遇見紀錄片導演楊力州那一年轉彎。那一年,楊力州去蘆洲拍她們跳牽亡歌陣,「本來以為拍片都得用電視台的大攝影機,沒想到小小的機器可以拍東西,這件事情的認識對我很重要,我身上很多標籤,中輟生,跳牽亡的,媽媽又是同志,但你永遠只能被詮釋,看到這個小攝影機,我想我也許有詮釋權來講我是怎樣的人。當然,那個年紀不懂得什麼是詮釋權,只覺得自己可以做一點不一樣的事。存了好幾個月的私房錢,終於花9萬塊買了一台小攝影機。」
楊力州說當年2人互留電話,黃惠偵打電話來問很多事情,問他要怎麼拍片,要去哪裡學?拍完要怎麼樣才能在電視上播放,對她旺盛的求知慾印象深刻。拍片的衝動和對知識渴求是配套的,她去蘆荻社大學拍紀錄片,渴望知識,看大量大量的書。荒野保護協會在新竹開了一個工作室,需要一個工作人員,她離開家,以為可以開始獨立的生活了,一年後,她又搬回家幫母親還債。
「我媽欠賭債,跟地下錢莊借錢,本金沒有很多,2、300萬,但我媽一直拖著,沒還到本金,又拿我舅舅的房子去抵押。我沒法不去理她,只好賣掉我們蘆洲的房子。」回台北從TIWA到紀錄片工會,十幾年來,她的薪水從2萬多到3萬多,但每個月賺的錢,一半還舅舅的房貸,一半錢付房租跟支付母女的生活費,沒有多餘的錢去想像多餘的人生,或者這正是她選擇在各式各樣的非營利政府組織工作、參與三鶯部落抗爭的原因,「我跟很多做運動的人很不一樣,我沒有悲天憫人的使命感,我和我服務的勞工們都來自底層,我們不是上對下的關係,他們就是我,幫助他們就是幫助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