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我的疑問是，那為什麼這些人不辭職，而是選擇死亡。
我發現日本的上班族辭職之後，很難再找到另一份全職的工作。在日本要轉職非常困難，我們的勞動力流動性非常低。日本企業過去的傳統是終身僱用制，只要受雇就保證你做到退休為止。這樣的僱用方式提供了經濟的穩定，也提供了就業安定，創造了廣大的日本中產階級。但這同時也形成了一個完全停滯的勞動市場，因為根本沒有人會轉換工作。
然而，1990年代的日本企業為了要跟上全球化的腳步，為了提高生產力跟競爭力，開始用低薪的非典型勞動者來取代費用高昂的終身僱用制度，用臨時工、契約工來減少付出的員工福利，並且降低就業穩定度。
日本所面對的問題就在於，日本想要轉型成為美國式的勞動市場，讓人們自由且頻繁的轉換工作，尋求更好的工作機會。但是日本的勞動力流動性幾乎停滯。因此，日本勞工辭去原本的全職工作，無法找到類似或更好的工作機會，反而變成臨時工或契約工。
大家還記得在影片《過勞自殺》開頭受訪的工程師嗎？他叫中原將太。我訪問時有問他，為什麼不辭職？他還年輕，也有知識跟技術，我以為像他這樣的勞工要找到更好的工作很容易。但他跟我說，如果他辭掉這份正職工作，之後就只能找到兼職工作，連帶的會影響他未來的生活。
這不禁讓我好奇，到底成為臨時工或所謂的「非典型勞動者」是多可怕的事情。在尋找這題答案的過程，最後我彙整成為影片《網咖難民》。針對這個部份，我想要特別提出兩點跟大家分享：
首先，日本的正職員工跟非典型勞動者的薪資有著極大的差距，即使他們的工作內容一模一樣。正職員工的薪資會隨著年資而增長，但是非典型勞動者的薪資很快就會停滯不前。非典型勞動者做到45歲的時候，他的薪水是正職員工的一半甚至更少。這樣的薪資差距使得非典型勞動者的貧窮變成常態，有些人甚至因此無法支付公寓的房租，只好住在網咖裡面。根據統計，非典型勞動者當中，30%男性跟50%女性的薪資都低於日本政府所設定的貧窮線（年收入112萬日圓/1萬4300美元/30萬台幣）。
再來，非典型勞動者很難租賃房屋。這是因為日本的房東都會要求租客要是有穩定工作的正職員工，甚至很多會要求提供受雇證明。
消除正職員工與非典型勞動者的薪資鴻溝是很重要的功課，但一般社會大眾也應該要看見，我們的社會制度是不公平的，自動排除了那些沒有正職工作的人。
我想要特別提出來的是，這些非典型勞動者當中，有超過七成的人是女性。雖然我們日本的平等就業法在1986年開始施行，日本的女性在職場上仍然必須面對低薪、沒有升遷機會或是各種短期臨時的工作。即使女性勞工有幸獲得一份正職工作，通常女性勞工的職涯也是非常的坎坷，除了男女同工不同酬之外，還有隱形的天花板讓女性很難進入管理階層。
過去在終身僱用制的狀態之下，許多女性離開職場成為家庭主婦，是因為丈夫的收入足夠生活而且穩定。但是越來越多的男性在職場上也變成了非典型勞動者，而且勞工的薪資普遍越來越低。因此女性也不得不開始工作來支持家庭的生活開銷。但女性的就業狀況及收入一直以來都很受限，工作也非常不穩定。
更糟糕的是，投入職場的母親並沒有足夠的托育設施來支持她們的工作。直到今年4月為止，日本厚生勞動省統計，仍然有超過2萬6000名孩童沒有適當的托育機構承接。這對非典型勞動的女性來說更是困難，因為日本政府會優先提供托育資源給具有正職工作的女性。
要阻止過勞死並不是只有縮短工時，或是逼員工提早離開辦公室而已。這是要重新檢視我們容忍過勞死的意識形態、文化跟社會制度。我們要一起努力創造一個尊重不同勞動型態，並且保護所有勞工權益的社會。如果我們不能改變這樣的狀態，就只會有更多人繼續忍受過勞，只因為擔心會失去自己的飯碗。
我們也要找到勞動市場的平衡點，讓那些因為工作多到做不完而過勞死的人，跟沒有工作而無法生存的人，都能夠有適當、穩定的工作及生活。要找到平衡點，就要先了解這些勞動議題之間的關聯性在哪裡。
勞動是生活的重要基石，不論你的背景為何，我們都需要工作才能生存，也以此達到自我的實現與成就。
現在的商業環境充滿各種競爭：自動化、人工智慧、勞務外包，要保住自己的工作越來越困難。在這個非典型勞動越來越普遍的時代，我希望影片中這些工人的故事能夠讓大家了解，保護自己的職場權益很重要，也有責任要守護我們現有的勞動條件。
我要再次感謝主辦單位讓我有機會放映我的影片，我希望未來能夠有機會，不論國籍，讓我們一起努力創造更好的生活。
再一次感謝台灣的夥伴，願意花時間了解日本勞工所面臨的困境與挑戰。謝謝。
本文譯者現為社團法人台灣青年勞動九五聯盟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