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方鳳美並非以慣用語言英語接受採訪，本篇中文對答，是訪談逐字稿經過增修前後文版本的文字。
鏡：妳2001年加入《華爾街日報》時，剛開始負責報導的是911襲擊後對紐約市造成的破壞，切入的角度便是雙子星大樓後方唐人街的工人的失業苦況。後來2003-2006被駐派到香港，2006-2009年在北京，當初公司派妳到中國的機緣是什麼呢？
方：我本來沒想過要去大陸的，因為我是在馬來西亞長大，我們從小說的是Bahasa，馬來語就能說的非常流利，可看可讀，但從來沒學過中文。我知道我是華僑，所以去大陸時，當地人對我的想像可能是覺得我中文要是非常流利的；但如果我是老外，我去只要說個「你好」，他們就會覺得：「啊，妳講得非常好！」可是看到我這個華人臉孔，可能會覺得：「妳說的中文不標準，怎麼會這樣？」之類的，所以是很可怕的。
可是另一方面，我待在《華爾街日報》這麼多年，大陸那邊發生的好多變化，對一個記者而言都非常有意思、是非常多故事的，所以當公司宣布說要派我們去，剛聽時是覺得有點可怕的，不敢接下這個任務，可是同事告訴我：「如果妳是老外，有人要派妳去中國，妳就算不會講國語，也一定馬上就爭取的，為什麼現在會覺得自己無法勝任呢？除了語言以外，妳一定也有妳的才華，公司才會派妳去；而且妳中文說得就算再好，這世界上一定還有10億人講得比妳好。」我想想覺得也對，雖然我可能不是公司外派的最佳人選，但我也可以有機會慢慢學中文、慢慢瞭解我要報導的地區。
鏡：妳剛到中國的時候，是如何跨越語言的隔閡開始採訪報導？以及妳的報導與寫作非常善用數據來說故事，妳要從何找到關鍵的數據並驗證他們？
方：我剛到時才開始學中文，可是真的很難，因為工作本身已經很忙，公司沒有強制規定我們要學，所以我得用自己的下班時間。我當時跟我們報社談：說我會一點點廣東話，學起中文應該比較快，你們給我一個月的時間全職學中文，我就能提高我的華語水平。也由於我待的報社並沒有投資外國記者學語言，我知道《紐約時報》或《華盛頓時報》會把這些駐中記者先送去台灣學一年中文。
不過《華爾街日報》的好處是有很多幫記者翻譯和研究的國內研究員，因為中國媒體的規定不讓中國國內的人當外媒記者，可是可以當研究員或翻譯，所以我每次去採訪都要帶一個能夠幫我翻譯、研究的人，因為如果只是普通生活相關的題目可以聊聊，可是這種比較複雜的金融經濟議題，你寫的數字寫一萬、一千、如果出任何一點差錯，都是非常嚴重的錯誤，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報導中的很多數據都能從世界銀行報告、聯合國報告，或商業財報上找到，最關鍵的是怎麼把這些數據介紹給一般讀者，比如你說3,000萬的男生晚婚，3,000萬是什麼意思？他們可能不懂，可是你說：比全台灣的人口還多，讀者可能就可以想像這個數字。或者你說這個地方多大？給讀者數字時也給他們一個比例，像是：這個地方是幾座足球場？幾個台灣？幾個芝加哥？用這種日常生活中的例子讓他們比較。
在中國寫一胎化政策，你也能從很多社會科學、人口專家和經濟學家的報告中找到數據，比較難的是關於計畫生育的，沒有人去把這些數據組織起來，比如說：計畫生育帶來的關於經濟的代價、養老的代價、男女比例的代價等等，所以當記者就是要把這些單獨的點都連在一起，讓他們串成一條線，這樣才能比較全面性地瞭解議題。並且要注意，中國他們統計的數字有時候可能是離實際狀況有些距離的，李克強自己就說過：「中國的GDP有一點虛構性的成分在裡面，」所以你要看好幾個來源，不能只看一個地方提供的數字。有的時候數字也可能只是一個理論，還沒有被真的驗證過，你也需要讓你的讀者知道。
鏡：四川大地震後，妳曾去採訪失獨父母劉計樹和唐淑秀，地震發生在2008年5月，可是同年8月政府就要舉辦北京奧運，只想趕緊平息人民的抗議跟悲憤，當然也嚴格禁止所有國內外媒體大肆報導。所以最後一次妳跟那位父親劉計樹見面，是特別約在高處，以免被監控。或是妳說過有外國記者攝影機被公安砸、妳自己的親身經歷則是公安追著妳的車子找妳麻煩，採訪時遇到這樣的情形妳要怎麼處理呢？
方：我個人沒有遇過真的很危急的情況，頂多有一兩次公安局請我去喝茶，大概是因為沒帶記者證這種小事，就留在警察局坐幾個小時。有部分的確是會遇到麻煩，另一部分則是我們作為國際記者特別的位置，因為是外國記者的身分，不管報導什麼敏感的東西，對我們的影響都不比國內記者多，如果國內記者談到敏感的報導像汶川大地震這種，很多都會被政府罰款、甚至抓進監獄。
比如有位中國記者叫陳卓恩，他寫了多則報導汶川大地震後學校的豆腐渣工程，後來就被政府抓去坐牢，所以作為外國媒體我們有一定的責任，因為我們有機會把國內人的故事刊到外面，記者本身也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所以我們應該好好利用這個機會。
鏡：妳早期寫過澳門賭博和黑社會系列的報導，也曾獲得新加坡的卓越報導獎，或是妳曾在新加坡採訪妓女被殺的故事。像這樣複雜且攸關許多隱密訊息的調查報導，妳是如何尋找受訪者的？
方：有的朋友會幫我介紹重要的線人，因為我當時認識一位香港記者，他有非常豐富的聯絡資料庫，會幫我介紹這些新聞事件的關鍵人。這也是記者一項重要的技能：你要能在事情一發生後，就在最短的時間內找到正確的來源或專家，幫助你快速了解事件現況。要當一個優秀的記者，也意味著你要有這些專家的聯繫方式，像是經濟類的問題、環境保育類的問題，找哪個專家能夠最快速地幫助你。同時，也要看你作為記者的聲譽，讓受訪者知道你是可以跟他聊、不會破壞他們祕密的人。
我覺得要找受訪者沒有什麼特別的方法，因為新聞學說的約訪技巧，就是要站在前面、表明身分，比如我在火車上跟因地震失去獨子的父母做採訪，可是火車上的官員剛開始不讓我採訪，說我這樣不合法、不可以在火車上採訪，但他又看我這麼努力才擠上火車、跟農工人在這麼壅擠的地方，他們後來就對我有點好感，看我很辛苦的樣子。
搭這一趟長途火車常常都是幾天幾夜的，2天過後，他們漸漸就覺得：好吧，可以通融讓你採訪了，沒關係。也因為我跟他們說：這個故事很值得被寫出來、身為父母們這麼辛苦的經歷，後來甚至還有些人主動來幫我，告訴我「欸，妳看，那個剛上火車的人，他的故事很精采的， 妳一定要去採訪。」
很多時候受訪者會一開始就直接表明說：我不給你採訪，尤其如果當你是打電話、傳email或簡訊邀訪，更容易被拒絕，但如果你是跟他們面對面的時候，雖然情況比較艱難，但也是一個機會，所以雖然我跟農工人聊起來，他們的四川口音很重我也聽不太懂，很多時候都靠臉上跟肢體表情溝通，他們看我陪著他們好幾天、幫他們拖很重的行李，後來對我就像是對一個朋友一樣，覺得我對他們的生活有興趣、是要聽他的故事，所以就也比較習慣我了，作記者是要用時間來建立的信任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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