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央行隨後採取多項措施，包括緊急「蛙跳式升息」決定，將基準利率從13.5％大幅上調至16.5％，並承諾從6月1日起簡化利率政策框架，里拉走勢才略有起色。5月26日第二度出手，預計提供35億美元償付金額，容許再貼現信貸採用里拉償付，並按固定匯率計算。土耳其因里拉兌美元匯率崩跌和通膨壓力不斷上升，刺激土國民眾搶購黃金以保值，今年首季黃金需求量飆升逾3分之1。
名列「脆弱五國」（Fragile Five）之一的土耳其，形勢岌岌可危。從經常項目赤字佔GDP（國民生產毛額）比、外債佔GDP比以及政府效能三個向度考察比較發現，不僅土耳其首當其衝，阿根廷、科倫比亞、墨西哥和南非也存在頹勢。土耳其的鉅額經常帳赤字讓外債同步成長，政府治理能力的不足導致效能和經濟惡化，且決策者在市場上失去了公信力，導致步向危機。
2013年前，土耳其因據有歐亞之交的優越地理位置，經濟高速成長，但隨著全球新興市場的成長陷入停滯，被捲入地緣政治漩渦中的土耳其遭遇到了內外夾擊的雙重打擊，土耳其走向衰退深淵。
土耳其匯率市場的大幅震蕩，是內外因素疊加交織所致。從外部看，美元強勢侵襲，聯準會（Fed）的溢出效應，助推新興國家貨幣貶值，熱錢加快流出，「強美元、弱非美元」格局在全球市場形成且具傷害。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在這場風暴中，土耳其經濟的內在脆弱性也充分暴露。高通貨膨脹、鉅額外債和高經常賬戶赤字等「三高」，是造成危機的深層原由。
土耳其的通膨率長年保持在7％以上，去年11月達到14年來的新高12.98％，今年4月雖已降至10.85％，但仍遠超央行預計控制的5％目標。5月的通膨率升至12.2%，創半年來新高，情勢益升險峻。
土耳其自從上世紀90年代後，很少出現過貿易順差。舉債是支撐土耳其經濟成長的主要模式。
2017年土耳其外貿赤字771億美元，增幅37.5%，而土耳其GDP規模只有6300餘億美元。
土耳其的企業債務約2236億，其翻轉率高達160，亦即當每100美元的到期債務，企業須再舉債160美元才能延期。國際金融協會（IIF）資料顯示，土耳其有3570億美元的美元債，佔GDP近6成，為新興市場最高者，比阿根廷的2310億美元還多，在美元升值時期頗受影響。
土耳其外匯存底至4月為853億美元，已經低於2018年到期債務的89％，如果無法從借貸市場融資或產生額外儲備，不久恐有發生違約之虞。
而且，土耳其經常帳（current account deficit，CAD）赤字嚴重，債務問題持續惡化。
除長期居高不下，隨著土耳其外資持續流出，2017年為47.3億美元，佔GDP的5.5％，今年3月份經常帳赤字48.1億美元，佔GDP的5.8％，為2013年以來最多；同時使得12個月累積逆差擴大達554億美元，創下5年來新高，是G20國家集團中規模最大的國家之一。經常帳戶赤字是個經濟衡量指標，意味著一國的進口超過其出口，需要外國資本流入來彌補差距。
美元持續走強將不可避免地促使土耳其償債成本增加，在又仰賴進口原油下，貨幣危機和債務危機同時爆發的風險加重市場擔憂。目前土耳其因進口石油帶來的巨額外匯債務，已占其GDP比重超過6％。
根據美國財務部最新公佈的國際資本流動報告顯示，土耳其已連續半年進行大舉拋售美債，以穩定里拉匯率，目前僅持有409億美元美債，大幅縮水。若土耳其擁有足夠的美元外匯存底，土耳其不必拋售美債變現美元穩定匯率，或用於償債與購買石油等大宗商品。這正如標準普爾全球指數顯示，巴基斯坦、埃及和卡塔爾、土耳其與阿根廷被列為「脆弱五國」的根本原因，當美元進入利率升碼循環，債務和赤字負面風險隨之增大而不安於世。
為降低貿易赤字，土耳其自2014年起出手連環計，啟動反傾銷、反規避、防衛調查、調升進口附加關稅等措施，高築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不過，里拉兌美元匯率仍連年大貶，在過去5年貶值近70％，對出口提振約一成，惟進口成長總是大於出口增幅，貿易赤字擴大，仍是赤字擴大。於是，穆迪今年3月宣布再度調降土耳其的主權債信評等，稱該國持續喪失制度實力（Institutional Strength），且鉅額的經常帳赤字促使風險升高。
進入21世紀後，以溫和伊斯蘭主義和西方民主制度，有機結合的「土耳其模式」受到重視。但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以「選舉霸權」和「政治霸權」將伊斯蘭民主轉變為威權主義、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土耳其民主、繁榮的形象被政治上的威權、民粹與民族主義逐漸籠罩、經濟上的裙帶主義（Crony capitalism）與腐敗影響成長與分配、外交上的僵局難解，政治的動蕩與恐攻頻發，土耳其越來越像一個中東國家，「土耳其模式」的危機於焉到來。 從「阿拉伯之春」露出曙光，到「土耳其模式」的引人注目而衰落，曇花一現的盛世光影，令人不勝欷噓。
究其根本，經濟成長向後退，加劇了土耳其國內的政治動蕩與保守化，艾爾多安轉從宗教（伊斯蘭）和民族主義（庫德族）等議題來維繫自身影響力，加速走向強人治國和威權統治之路，深化國內的多重緊張關係。
2016年軍事政變未遂後，艾爾多安對反對勢力的強權鎭壓和迅速推動總統制的修憲行動，更深化政治與民主化危機。在外交關係上，土耳其與西方國家，尤其歐盟與美國的外交裂痕逐日擴大，土耳其的國際影響力急劇衰減。加上近年來經濟發展持續疲弱，「土耳其模式」三大支柱的崩塌，土耳其力不從心，終成為「土耳其危機」困局。
龐大難解的雙赤字、頑固高強的通膨、崩跌不休的貨幣、蛙跳式絶望而激增的利率、急速縮減的外匯存底，病症積重難返，土耳其的危機四伏。
提高利率難解土耳其困境。土耳其需要進行結構性改革，強化政府治理和效率，增持儲蓄與外匯存底、減少外債、增強企業競爭力、對教育和科技研發進行投資，強化其商品全球競爭力，擴大出口，減少貿易赤字，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資本外流、里拉暴跌，和擺脫對脆弱的外國資本流動的依賴問題。
「星月之國」土耳其的浮沈、美麗與哀愁，其來有自，要重拾復興星光熠熠燦爛年代光輝，還是需從自力救濟和修補國際關係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