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SARS防疫的差異
黃嚴忠說，在SARS期間，中共領導者主要是受到衛生官員的誤導而誤判問題的嚴重性。當時衛生部長一再宣稱SARS可控可防，到中國旅行安全無虞。
而這一次隱匿疫情則要從兩個方面來看。一個是地方向上層回報時隱匿資訊。黃嚴忠說他並不確定中央領導是在何時接到訊息。有可能是在1月16日之後，因為他們在1月18日才派了中國研究冠狀病毒最權威的鍾南山到武漢了解情況。
另外一方面是政府對大眾告知訊息的部分。顯然官方並沒有做到即時而正確的訊息公布。
黃嚴忠認為，從SARS到武漢肺炎，疫情隱匿都和威權體制有關。因為你只向你最直接的上級官員負責，而不必向因你的決策而受到影響的人民負責。自然官員有動機不把真相說出來，因為這樣可以讓自己好看一些。武漢的官員隱匿消息，是因為他們知道有糟糕的事情已經發生了，這會破壞他們兩場會議的政治氣氛。一旦洩漏了真相，會影響到中國的經濟、觀光，以及政治和社會的穩定，因此乾脆選擇自欺欺人。
封城的考量和效應
如今為了控制疫情，北京採取激烈的手段，包括規模前所未見的封城決定，受影響人數目前已超過5000萬。黃嚴忠認為，封城可能是在鍾南山的建議下，北京官方倉促中做出的決定。鍾南山在了解到病毒傳播的速度之後，知道必須採取非常手段來抑制病毒的擴散，而封城是唯一的選擇。
黃嚴忠說，從中國社群媒體的氣氛來看，中國大部分民眾，不管是在武漢或是以外地區，都同意封城的措施。他們認為阻止病毒擴散是必須而且重要的。即使這會涉及到侵害人權，違反公民自由，以及對武漢人的歧視等問題，一般中國人還是會接受。因為他們認為控制病毒是最重要的，即使這代表必須犧牲一些權利。
中國監控系統對防疫是否發揮作用
黃嚴忠提到中國的社會監控系統在這次的防疫被普遍使用，例如你過去一個月如果曾外出旅行，你只需出示車票或機票號碼，監控系統可告訴你，是否有確診的病患跟你搭同班火車或飛機。
不過他最擔心這個監視系統可能帶來「始料未及的後果」。例如來自武漢的人，基本上現在成了「不受歡迎人物」，無法訂到飯店房間。HIV帶原的人，受到封城措施和交通限制，可能無法買到需要的藥。也有病患因叫不到救護車、無法到醫院就醫而自殺的案例。
黃嚴忠也提到，和一開始的情況相較起來，如今官方的統計數字已經接近真實的情況，特別是在中國以外的地區是如此。不過，他對武漢的實際情況則不是那麼有信心。有許多人出現症狀卻沒有醫院可收容。他認為武漢目前整個醫療體系的承載已經超過負荷。
參考資料：Vox，New York Ti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