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連孟琦曾以〈漠視被害人，偏向被告的司法天平〉來形容整個處境。台灣司法以法官、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組成鐵三角，國家衡量被告是否有罪、如何量刑，被害人及家屬則被排除在當事人之外，即使不滿意判決結果也只能請求律師、檢察官寫狀紙上訴，沒有其他救濟途徑，也沒有獨立上訴的權利。她解釋「警察、法官、檢察官都知道要照顧被告，會告知他你有緘默權、義務律師等等，但要不要照顧被害人？他們會認為那是犯保協會的事情，犯保協會只在法務部保護司底下，非常不受重視，必須要在訴訟程序中提升被害人的地位，才能讓檢察官、法官、警察把被害人當一回事。」
【從母親到戰士番外篇】要不到資料、檢察官不採納 被害人家屬面臨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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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台鐵殺警案一審無罪判決引發輿論風波，行政院長蘇貞昌、總統蔡英文均說了重話，檢察官火速提起上訴，被害人李承翰的父親在上個月仍抑鬱而終。
一個判決，影響的是一整個家庭，然而被害人家屬在刑事訴訟程序中扮演的角色卻微乎其微。
對叡叡媽媽淑蓉而言，孩子過世已經很心痛，她希望司法能還她公平正義。台北市社會局在案發後針對該托嬰機構10個分部調查，向其中6間、共14人開罰，有保母餵奶後用手帕蓋臉、單手拖行小孩，另外有3個保母壓著小孩睡覺。淑蓉認為這不是個案，負責人應該要被起訴，她也認為案由不只是單純的業務過失，但檢察官認為，以往沒有這樣的先例，不同意更改起訴案由。「我們是被害者家屬，但我們講的話檢察官只是參考。我跟其他家長聯絡，他們有證據顯示小孩不是猝死，需要深入調查，但檢察官直接拒絕，一切都要請求檢察官同意。」
目前叡叡的案件仍在訴訟程序中，但淑蓉感受並不好，例如偵查階段檢察官以「偵查不公開」為由，無法提供完整監視器畫面。就連社會局的托嬰機構調查報告也不會給家屬，淑蓉是透過議員幫忙才要到資料。她激動地說「我是案件當事人，為什麼立委、議員可以有，我不可以有？」她漸漸理解，訴訟是長期馬拉松，只能調整心態，生活還是要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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