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分居 為民主生活
當媽媽的，想過千萬種瘋掉情境，「如果我小孩被教育成小粉紅，那我有罪。我想過如果非得留在香港，小孩歷史課，我、自、己、教。」2019年正逢六四天安門事件30年，身為家庭主婦的她，自己找教材幫孩子上六四歷史課。「現在教書，家長學生都可舉報你。老師要怎麼教六四？」Christine的弟弟是學校老師，「不到最後關頭，我弟不走。」
但對Christine來說，最後關頭已經來了，「如果我沒有小孩，我可以留在香港裝聾作啞，或跟那些人拚。可是，我是個媽媽。我孩子年紀還小啊…他該在一個單純的地方生活、成長。我跟先生說，我想先走，去台灣安排好小孩。」
「我想給兒子選擇的自由。」她算算，投資移民若順利，1年後可拿台灣身分證，屆時再把兒子接到台灣。「我跟兒子說：『台灣是華人世界最民主的地方，我們去能選總統的地方、去有民主的地方過日子。』兒子回：『好啊！』我跟他說明，你要當這國家的人，不光拿福利，也該盡義務，你願意在台灣服兵役嗎？他回答：『OK啊！』」
先生、兒子都OK，他們討論了折衷方案：老公是港府公務員，未達退休年齡，繼續留港；她很快賣了一棟房，調查台港學制差異，先把孩子安頓在英國寄宿學校。2020年，Christine隻身飛抵台灣，帶來資本額新台幣600萬元，開服飾店。此後，一家三口分居台、港、英，兒子放假隻身從英國飛到台灣找媽媽，那年他不過11歲。
「我2020年9月到台灣，10月開始公司營運，12月開店，事由是投資移民。我很有誠意，很早就來租店面。」她喜歡台灣手作小物，前幾年更踏遍台灣各大文創園區。她在台北車站附近租下店面，專賣精挑的台、日、港品牌，今年3月接受訪問時，她隨身攜帶台南老牌合成帆布行小包，揹著台灣環保品牌Story Wear牛仔布包，還辦了長榮航空聯名信用卡，「我問老公，來台灣要搭哪家？老公說，既然我們要當台灣人，當然要搭台灣的航空公司啊！」
理由不明 審查續拖延
Christine的誠意最終沒能為她換得台灣身分。她說自己老老實實進貨，每月營運成本從數萬元到十幾萬元不等，依法令，她在2021年10月申請定居，就可拿到身分證，「我遲了2個月，2021年12月申請時，他們說我漏了文件，農曆年前又要我補一次…那時我已經心灰意冷。」件補齊了，卻仍沒收到批准，沒有原因。「我們連香港護照都不想用了…」她無奈解釋需要一張身分證的迫切：「如果我們只有居留證，無法申請護照，只能留在台灣，哪兒都去不了。」
「如果當初知道台灣政府會這樣，我就不來了。政府可以不批，可是請你跟我們講原因，起碼要給我們解釋機會啊。如果你更改審核條件，應該要讓我們知道，我們會衡量：要不要繼續等？」等不到回音，她不是個案，這群來台投資的港人目標一致，只求獲批定居。他們願「坐移民監」，只是如今許多人等不到一個說法，戲稱彼此「被加監」。
只是審批無期，卻始終沒有明確理由，「大家覺得台灣政府不厚道，你不一定要批，但有義務講清楚。」Christine心中有數：台灣政府的國安疑慮，應該就是她「被加監」的可能原因。但這事沒有明確答案，大家只能交叉比對，「我朋友來台灣開咖啡廳，今年8月應該就能拿到定居資格，結果2月通知，讓他再經營1年。他沒有港府背景，爸媽也是香港人，只是，他在大陸出生。」
她到處比對個案處境，猜想自己拿不到身分證，難道是因工作背景？「我以前在香港曾服務美國公司，也曾有老闆是大陸政協委員，會不會是因為這個？」她又猜是因先生背景嗎？「大家都覺得，我老公（在港府工作）對我有影響。但他的工作跟政治沾不上邊，我申請文件也寫明：我老公從未參與任何政治任務。」甚至，Christine拜託一名參與港人救援的牧師，替她寫信給台灣政府，「我請牧師替我證明，我家庭不會對台灣國安有影響…」說完，她臉一垮：「結果，還是不行。」
只求落地 卻飄錯地方
「我們香港人聊天常說，如果真的要講滲透，台灣陸配這麼多，馬英九時代，你們早就被滲光光啦。」玩笑話說得認真，「台灣政府如果要查我，我跟他說：我是第三代要逃離共產黨的人。我爺爺1962年游泳到香港，我爸1969年游泳到香港。我覺得我有能力就先離開，為家人安排。」Christine原打算一安頓好，就把兒子、父親接到台灣，「我爸70幾歲，老人家不會說英語，不可能去英國，之前他說：『我也想要去台灣…』」她很少跟爸爸提及移民諸多不順，但父親隱約知道，移民台灣願望落空了。
「有人說，我們香港人戀殖。其實，我也想愛國。我也想知道…如果有一個國家值得我去愛，那是什麼感覺？我有想過，那個國家，會不會是台灣？」她哽咽，想起去英國時正逢春天，漫天蒲公英，「我覺得香港人好像蒲公英，我們就隨風吹、隨風飄，只想要找個落地的地方、可以生根。可是，飄到台灣的人，就好像飄錯地方。呵呵呵呵。」她一陣慘笑，「然後又繼續飄，還好我有英國（BNO），不然我應該沒有第三個地方可以去。」
「聽說有些台灣人怕我們用了健保，但我每個月付健保費1,799元啊，我不是沒有貢獻。其實我覺得，大部分台灣人還是挺歡迎我們。」少數不好經驗，發生在搭計程車時。台灣司機愛閒聊；Christine若聽司機言必稱中國為「老共」，便知對方立場；反之，她會謹慎收起話題。她3月離開台灣時，因香港口音，被司機一再追問政治立場，「司機跟我說：『送中好啊，這樣香港就不用有監獄啦！』我真的被氣到，很不舒服，下車時跟他說：『你就等共產黨來就好了！』」
臨行之前，鄰舍商家來話別，得知她處境，大家已不意外。「香港人有個『入籍台灣困難』群組。台灣政府一直讓我們七上八下，到底我要怎麼做才行？這種感覺很不好。我們很沒有安全感。本來是家的地方待不下去，我們只是在尋找另一個可以當成家的地方。」就她記憶所及，自己的港人群組裡至少已有140人離台，她也退出了所有移民台灣群組，「都跟我沒關係了。我想勸退一些人，但有人總覺得去台灣沒那麼難。反正，要勸退他們的，不只我一個，也不差我一個。」說到台灣，她仍沒好氣。
6月17日，Christine離台前，我們來到小店，她把最後一批貨物裝箱，捐給教會。快遞人員出現，接著房東依約來取回鑰匙。交出鑰匙後，她把剛從門口取下的手工招牌，珍惜放入包內，牌上寫著：「May Glory to Hong Kong」（願榮光歸香港）。她桌上孤零零躺著一枚刻有統一編號的店章，明知再也用不到，她還是收入包裡。最後她遞來一本香港《壹週刊》近年出版的移民百科全書：「你們要嗎？這個，我不需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