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月清認為，目前台灣將居服與個助合用，個助已成為長照的補充包，「我不反對，如果沒有合用，那身心障礙者死定了。早期規定個助一個月只能60小時，等於一天2小時，台北市慢慢有特殊個案可以增加到100小時，可是100小時（平均）一天也只有3小時。」
周月清認為，玉姐案的判決，對台灣社會福利來說，是重要的里程碑。在國外，障礙者控告政府的司法訴訟並不罕見。她舉例，英國政府曾削減預算，影響障礙者使用個人助理服務，而被告到最高法院、歐洲人權法庭，後來最高法院認定英國政府違法，歐洲人權法庭也判英國政府敗訴。在芬蘭，也有障礙者向政府提告成功，最後得以有個人助理陪同出國留學的案例。「如果沒有個人助理陪同的話，其實身障者沒有能力出國留學。」周月清以人權身障律師陳俊翰、數學博士孫嘉梁出國留學為例，「他們都是家人陪同念書，這不合理，應該是國家去滿足他們的需求，怎麼是把責任都推給家人？」
需求未滿足 如同國家虐待霸凌
玉姐案的判決，法官要求社會局重新評估玉姐的個人助理時數，周月清認為，從國際觀點來看，「法官還是非常保守，我們的法官對社會福利的概念了解不清楚，忘記《憲法》保障每一位公民的生存權，以及及使用社會服務的權利。《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也保障障礙者有權利自主生活。我認為，法官還是站在行政單位的角度。」
目前玉姐的個人助理時數提高到每月248小時（相當於每天8小時）。根據周月清的研究調查，目前日本東京、韓國首爾，都已有上百位障礙者使用全天候的個人助理。「我去日本訪談一位障礙者是YouTuber，也是障礙權益倡議者。他有家人，搬出來自己住，日本政府給他每天24小時、3班制的個人助理。玉姐的需求密集度，比這位日本障礙者還高。」
周月清認為，個人助理時數的行政訴訟，法官應從「需求」的角度進行了解，「社會福利需求有4種，第1種是規範性需求；第2種是自己主觀的感覺需求；第3種為表達性需求；第4種是比較性需求（和一般多數人比較），就是我們一般多數人怎麼生活。法官應從『比較性需求』，看多數人是怎麼生活去思考。玉姐因個人助理時數不夠，沒有人抱她上下床，無法睡覺，都用手把自己撐在桌上，一週也只能洗一次澡。台灣社會有多少人的生活像玉姐這樣？我們是民主國家，民主國家不應該漏接任何一位公民，身障者是公民，當一位公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沒有被滿足，等於這些公民都在被國家虐待、霸凌。」
周月清認為，由於對個人助理的核心精神不了解，各縣市政府單位擅自詮釋，加上個人助理服務的預算不足，「個人助理的核心精神已經被扭曲。」
無專法照護 評估缺乏邏輯依據
目前瑞典、韓國的個人助理服務都擁有專法，各國也都有相關法條規定，對政府有約束力，也有財源。考量到現實困境，台灣不容易有專法產生，周月清建議，未來若《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修法，個人助理服務可比照社會住宅的立法過程，以專章納入障權法。
對於使用個人助理，必須撰寫計畫書，經審核通過方能提高時數。台灣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聯盟祕書長林君潔表示，「過去政府單位擅自訂定個人助理時數最高上限是60小時，是天花板，可是這60小時是怎麼來的？沒有邏輯，也沒有合理性。」林君潔認為，雖然因為玉姐案的判決，法官把這個天花板拆掉，但個人助理時數的審查仍缺乏評估工具，「現在全丟給委外的專家委員，但每一個縣市的審查委員，認知又很不一樣。現在很尷尬、糟糕的是，政府推託時數是由委員決定，但委員的決定，並沒有一個清楚的邏輯跟依據。」
林君潔建議，衛福部曾對個人助理進行研究，未來應對評估工具有所訂定。她表示，審查委員會可以成為評估的搭配機制，但不是所有的案件都要進入審查委員會；再者，會議召開時，障礙者應能親自出席陳述意見，目前的委員審查流於形式，「委員們根本連申請的障礙者長什麼樣子、實際生活是什麼樣子，都是看紙上作業的描述，光靠文字描述，其實沒有辦法具體談論這個人的自立生活需求。」
林君潔表示，申請個人助理時數的計畫書，原是由社工、同儕與申請者討論後撰寫，「現在全變成申請服務的障礙者的工作」，而撰寫時往往不斷努力說明、證明自己值得被補助時數，內容彷彿在申請圓夢計畫，「這二種核心精神是不一樣，不該用那種邏輯套用在『生存權』的個人助理服務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