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果電話那頭他說：「我是1978年出海，上次我講錯了。」
那已經是好幾天前我詢問他的事。他說自己1979年8月18日第一次出海，共跑船6年，民國1984年5月30日回台灣，之後當兵。我說不對呀這樣只有5年。他答，喔，那可能是5年。畢竟40年前的往事，誰有把握呢。
誰知後來他竟認真查起自己40年前到底哪一年出港，然後發現自己講錯，急急忙忙打給我。一輩子從跑船、木工到灌漿工的他，至今53歲仍老實單純，也拙於言辭，幾次採訪，我說的話都比他答的話來得多。
而這世道，老實單純者註定被欺壓。例如當我告訴他，即使久遠的1979年至1984年，遠洋漁工的薪資也不該只有每月4,000元，他竟答：「那時候對我們來講已經很多了。」無論我怎麼說，他至今不相信自己被剝削。
我又問他，當年跑船是否有被打或被虐待，他說，曾在靠港時，聽過其他艘船的原住民漁工聊起在船上被澎湖的船長或幹部毆打，但自己倒是沒有。所以你們老闆對你們還不錯？「對啊。」他覺得自己算是幸運。
聊起弟弟、弟妹在桃園大溪高中的工程中罹難，他責怪自己不該幫弟弟介紹那天的工作，多於責怪營造公司。
問他灌漿這份工作的辛苦，他也只簡單講了一些，然後結論：「還好啦，久了就習慣了。」
從談及自己跑船、談到弟弟及族人在瑞芳買房子然後房屋被法拍、弟弟2次在工地受傷甚至最後葬身工地…他都是認命口吻，沒有太多不平與憤怒。
然而，在聆聽的旁觀者眼中，我們聽到的，是一個個原住民離鄉背井後，慢慢地、靜悄悄地被漢人社會活生生吃掉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