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方面，時尚還可以連結到生活價值的選擇與思考，若對時尚背後代表的戀物消費心生疑慮，《買一件衣服要付多少錢？》與《為什麼你該花更多的錢，買更少的衣服？》不啻為當代快速與平價時尚消費模式的一記警鐘，揭露出表面廉價實則更為昂貴的服裝產業，背後在環境、生態、動物虐待與血汗勞工等層面付出的巨大代價。《一件五萬美元手工大衣的經濟之旅》也是個有趣的例子，這本書的主題其實是一個多數「凡人」都無法企近的極致奢華消費鎖鏈，但它所召喚的手工職人年代「慢工細活」的價值觀，以及對平價時尚的反對，又弔詭地與前述兩本書彷彿殊途同歸。
時尚的追求時常與身分階級、社會文化等脈絡緊密連結
當然，上述作品並不足以充分呈現時尚議題各個面向的代表作，但已可觀察出時尚書寫或研究的幾種常見模式。將服裝視為個人打造自我形象與身分認同象徵者，較能正面看待時尚扮演的角色；若對血汗工廠或奢華背後的環境破壞憂心忡忡，就難免把時尚視為耽溺物慾破壞環境的負面教材。
艾利森．馬修．戴維（Alison Matthews David）的《時尚受害者：時裝工業奪命圖鑑史》一書，看似可以歸類為後者，成為批判時尚這個小小書系的新成員，但事實上，這本書涵蓋的範圍之廣與作者的企圖心卻不止於此，戴維認為，我們長期以來對於時尚及其受害者的關注，往往聚焦在社會狀況與心理層面，例如女性購物狂，或是青少年的身體認知，但時尚議題涉及的範圍更廣，至少，它從來不是女性的專利。「男性的服裝歷史往往以一種理性的線條軌跡呈現出來」，但戴維以帽子為例，讓我們看到它們在男性的時尚體系中，如何與女性時尚一樣，有著「不理性」的特質。
所謂不理性，並非意指衝動購物是跨性別的特質，而是強調時尚的追求時常與身分階級、社會文化等脈絡緊密連結，不見得都出於個人自由意志的選擇。和田博文在《資生堂的文化裝置》一書中，就曾引用岡田三郎刊登於1928年6月《資生堂月報》的作品〈移動的郵筒〉，這部饒富趣味的短篇小說，生動勾勒出一個「有薪階級會戴著帽子上班的時代」之中產小家庭素描，故事情節也因這個時代的服裝特色而成立。
每一部光鮮的時尚史背後，都有更多過去未被正視的毒物史、汙染史、動物史、都市建設與發展史
小說描述主角春川氏在下班後邀約同事前往「動物園」，其實是銀座以動物為名的咖啡店，回到家之後卻發現妻子臉色很難看，還問他「動物們漂亮嗎？」彷彿掌握了他一天的行程。但是在那個沒有手機與電腦，個人住家也不會安裝電話的年代，妻子是如何掌握他的行蹤呢？答案就在他每天戴的帽子上。原來他的妻子透過公司中的打字員幫忙，把丈夫的行程用薄紙寫好折疊後，放到帽子內部的皮革底層，因此「移動的郵筒」指的就是春川氏的帽子。
〈移動的郵筒〉清楚展現出服裝特色的時代性，但小說中不曾提到或許也不會想到的是，帽子製造過程中產生的毒素，可能也隨之來回移動與運送。而這個失落的環節，正是《時尚受害者》這部時尚「黑歷史」的核心，它讓我們發現，每一部光鮮的時尚史背後，都有更多過去未被正視的毒物史、汙染史、動物史、都市建設與發展史……。雖然全書因為置入相當多的人名、地名、文獻或專有名詞，加上偏向學術論文的寫法也使得許多敘述中夾帶引文，並不屬於流暢好讀的文字類型，但詳實的資料與圖片，以及作者既不說教也不過度誇張的風格，仍讓這些事例本身就帶來足夠的力道。
透過本書，我們將打消對「傳統」的過度浪漫想像，時尚殺人，可不是當代全球化工業模式下的新發明，而是始終伴隨著慾望和人性，如影隨形。她以《愛麗絲夢遊仙境》裡的瘋狂帽匠為例，雖然卡洛爾是否刻意藉此角色凸顯帽匠汞中毒的狀況仍有爭議，但由於製作毛皮氈帽的過程中，必須以汞進行氈化使其成形為布料（因其顏色為橘紅色，又俗稱為「紅蘿蔔化」（carroting），這也是為什麼在2010年《愛麗絲》的電影版中，飾演帽匠的強尼．戴普頂著一頭鮮橘色頭髮），汞的毒素遂透過此種工序進入製帽匠的體內，造成肢體顫抖、情緒陰鬱與呼吸道疾病等問題。長達兩百年以上的時間，帽匠們以此方式，源源不絕地將汞倒入紅蘿蔔化的液體中，而這些汞，同樣進入帽子工廠附近的土壤，以及至今留存在博物館的每一頂帽子裡，在百年之後繼續帶來威脅。
時尚的魅惑力如同有毒的翡翠綠一般，那麼令人難以自拔
此外，維多利亞女王肖像中，那襲優雅的翡翠綠晚禮服，以及頭上綠色藤蔓與鮮花的裝飾，可能都含有劇毒的砷；如果說那些過度飽和的鮮豔色彩，看起來就和實際上一樣可疑，單純的黑色總會安全些吧？很不幸地，答案同樣是否定的。為了維持體面的濃黑色，鞋油中常帶有劇毒的硝基苯（它有時也會當成香精被加在糖果與利口酒中），至於可能帶來嚴重過敏反應的苯二胺（PPD），因為掩蓋灰白頭髮的效果太好，至今仍大量用於染髮劑上。
時尚的風險可不是「只有」毒物而已，事實上，為了追求美觀的各種設計，還可能影響自身甚至公共安全。女性拖曳的長裙曾經使她們不是移動的郵筒，而是移動的細菌與病毒輸送箱；過度狹窄造成行動不便的「蹣跚裙」（hobble skirt），則是造成遇到意外時往往反應不及的隱形殺手。寬大的裙襬是另一種極端，19世紀的鳥籠式裙撐雖然讓女性某種程度上可以為自己製造出更大的公共空間，但同樣地也讓她們在轉身時容易因為碰到壁爐裡的煤塊、餐桌上的蠟燭，而變成龐大的易燃物；布料的材質也是隱憂，裝飾在禮服上的賽璐珞、20世紀初的刷毛法蘭絨都相當易燃，以致1910年一個使用防火刷毛法蘭絨布料的兒童睡衣廣告，甚至強調「驗屍官推薦」。
這麼多駭人聽聞的例子，在在說明了時尚如何和身體、性別、空間、認同、權力、階級、文化等複雜的因素糾纏交錯，正因它無法簡單地歸因（咎）於女性的盲目戀物，走過這趟時尚的前世今生之旅，我們才能更清楚與更全面地看見人的慾望與代價。事實上，戴維提到的許多案例，當時都曾有相關批評與警告，1861年的一篇短文，就曾諷刺地說，女孩們應該在禮服上標記「危險」，以免跳完舞之後，舞伴變得和她身上的禮服一樣綠。只可惜時尚的魅惑力就如同她們身上有毒的翡翠綠一般，那麼令人難以自拔。
但也正因如此，讀畢全書，我們會發現戴維這部時尚奪命黑歷史，雖然意在填補過往時尚史討論中有意無意忽略的環節，但她並非反對時尚，而是試圖「把當前的問題放到歷史脈絡中」，從而發現我們當下所面對與煩憂的一切，數百年前已然發生。就像1863年約翰．坦尼爾（John Tenniel）以真實事故為素材的插畫〈鏡中鬼魂〉，穿戴華美的女子照鏡，卻只出現過勞致死的女裁縫倒影。照花前後鏡，歷史的幽魂暗影，與那些美好的花面人面其實總是交相照映，只是我們寧可選擇視而不見罷了。
我們當下面對的世界，是人類所有作為層層疊疊積累至今的結果
因此，賽門．杜南（Simon Doonan）描述時尚界種種瘋狂行徑的《時尚伸展台下的瘋狂記事》一書中，訪問為伊莉莎白二世女王設計造型的赫迪爵士一段，就特別值得深思。赫迪爵士斬釘截鐵地表示，「女王陛下絕對不能顯得時尚」，「假如女王陛下顯現出一般大眾的時尚感，後果將不堪設想。為什麼呢？因為時尚……非常不仁慈」。無論對於斷頭台上的瑪麗王后，或是如今宛如明星般受到大眾歡迎與競相模仿的凱特王妃、西班牙王后萊蒂西亞等王室新貴來說，赫迪爵士和伊莉莎白二世的堅持，可能像某種過時而老派的宣言。但是，「時尚不仁慈」這句話，卻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當時尚無視鏡中鬼魂，一味向慾望臣服時，必然產生的代價。
就像帽子魔術背後的黑色幽默，是某種將兔毛「還原」成兔子的隱喻，我們或許也不該忘記，這些時尚「原料」的鏡中倒影。無論是被過度獵殺一度絕跡的河狸、數百萬計直接被壓在女帽上製成標本的鳥類，或是如今仍然在世界各地被以殘酷手法活活剝製成皮草或鱷魚皮包的動物，也都是這部奪命史中不容忽略的隱性成員。過去的我們並沒有比現在的我們更好或更壞，三百年前的人，同樣會製造黑心食品、把垃圾特地用船載去大海拋棄，並且為了美麗漠視背後的種種傷害。我們當下面對的世界，是人類所有作為層層疊疊積累至今的結果，而今日的種種，同樣會滲入我們的身體、土壤與河流，比任何時尚的生命都長久。因此，誠如戴維所言，是時候看看出沒在自家衣櫥中，那鬼魂的鏡中身影了。
本文作者─黃宗潔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系學士、國文學系碩、博士。長期關心動物議題，喜歡讀字甚過寫字的雜食性閱讀動物。著有《生命倫理的建構》、《當代台灣文學的家族書寫──以認同為中心的探討》、《牠鄉何處？城市‧動物與文學》。現任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