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妮與艾莉西亞（為保護當事人身分，本文使用假名）都住在法國。漢妮出生於穆斯林家庭，但家人並非虔誠教徒；艾莉西亞則是在22歲那年皈依伊斯蘭。她們兩人穿戴頭巾都有長達5年時間，漢妮從2009年開始，正好是法國下達全罩頭巾禁令之前，艾莉西亞則比較晚一些。她們都曾高聲捍衛女性戴頭巾的權利，如今卻決定拋棄頭巾，改頭換面。不過，這個過程是漸進的，而且是伴隨著她們與薩拉菲極端教義派的漸行漸遠，一同發生。
「享受新生活」
我和艾莉西亞在1月10日新年折扣季期間，約好在法國巴黎北站碰面。她想要買些衣服，「享受新生活」她說。我們逛的第一家店裡，她買了4件修長的褲子，還有一件緊身夾克。接著她又試穿一些西式品味的尼泊爾服飾，包括一件亮麗的外套和一件喇叭褲。
等她從試衣間走出來時，艾莉西亞在鏡子前打量著自己：「這才是我，被束縛了那麼多年，我現在才覺得找回了自己。」幾縷髮絲拂過她的臉龐，她看起來就像個現代女性，充滿朝氣活力。她的蛻變深深打動了我：很難想像她曾經長達5年戴著遮臉的尼卡，還是我所見過最激進的保守派女性之一。
艾莉西亞和我最早是在2011年8月，一場薩拉菲教派團體「榮光騎士」於巴黎近郊舉行的示威活動上認識的。當時我正在做全罩式頭巾的相關研究，她的臉上戴了尼卡，並且是以該團體某領導人的妻子身分出席。
艾莉西亞回憶當時的她：
我們認為所有支持法蘭西共和國的穆斯林都是異教徒。那些未嚴格遵守伊斯蘭律法的人都被我們公開逐出教會。我們反對偶像崇拜，甚至包含國家與社會機構。我們自稱為古拉（ghûlat），就是阿拉伯文裡「極端份子」的意思。
穿戴尼卡的女性人數很難準確估算，從數百人到數千人的數字都有。就算是用法國的穆斯林人口來比較，也只占極小比例。
「尼卡能保護我」
我和漢妮認識得又更早了。我是在2010年共和廣場上一場捍衛頭巾穿戴權的示威，以及後來國民議會前另一個場子上結識的。她和其他參加女性，都是因為不滿當局有意立法禁止公開場合用頭巾遮面而走上街頭。
2017年初，漢妮找上我，想請我幫她寫一本有關她生平的書。她想寫的並非對於尼卡頭巾的不滿，而是要述說她公公不斷對她施加性侵的悲慘過去。對她來說，這才是她走向薩拉菲主義的初始源頭。
宗教帶給我許多助我逃離性侵傷痛的東西。我從19、20歲開始戴頭巾，到了25歲才拿下。隨著日子過去，我越來越想要遮掩自己，尼卡保護了我，讓我可以迴避男人目光。我能看到他們，但他們看不到我。
艾莉西亞是自己決定要戴上頭巾的，但漢妮不同。她是受到社交圈子的影響，而開始戴頭巾：
我們那一群女生幾乎都在同一時間開始戴頭巾。最早戴頭巾的是艾雅‧布邁丁（Ayat Boumédiène），她在禁令實施兩年前就開始戴了。最初她沒有異狀，但後來她就開始在聚會中鼓吹大家揭竿起義。造成她改變的是她的丈夫阿瑪迪‧庫利巴利（Ahmadi Coulibaly）。庫利巴利原本是個低調的人，直到他因犯罪而入獄服刑。艾雅原本想將我介紹給一個男人，極力慫恿我跟他結婚。後來這個男的因謀殺罪入獄，我很慶幸沒聽她的話，否則現在很可能人在敘利亞。
2015年1月9日，庫利巴利持槍攻擊巴黎近郊一家猶太商店，艾雅則提前一個星期離開巴黎，被人目擊出現在伊斯坦堡機場，目前仍下落不明。庫利巴利在那場恐怖攻擊中殺害5人，並因挾持人質遭警方攻堅，最後被擊斃。
「感覺就像出獄」
2010年，法國政府下令禁止穿戴蒙面頭巾之後，有些原本穿戴尼卡的女性便改穿露臉罩袍式的吉爾巴（jilbab），有些女性則是屈服於公眾壓力，不再戴頭巾。但艾莉西亞和漢妮兩人又與這些人不同：她們自稱已完全揮別過去的人生。
艾莉西亞甚至成了一位反頭巾與反薩拉菲主義的活躍人士。她仍舊自認是個穆斯林，但在經文的解讀上卻有自己的想法。漢妮承認現在對於儀式不再那麼熱衷：「有時我會跳過禱告，或是沒有準時，有時甚至一整天都沒空。過去戴頭巾的時候我通常都固定禱告，雖然有時候也不準時。」
兩人都說她們已經不再閱讀過去奉為圭臬的激進典籍，也不再造訪基本教義派的網站。但這樣的轉變並非一夜之間──而是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艾利西亞說她脫下頭巾是因為當時的男友給她的建議。她的男友原本並不是穆斯林，後來才皈依伊斯蘭並信仰薩拉菲教派，他雖然相信女性應衣著保守，但對艾莉西亞的穿著卻有不同看法：
當他看到我的健康狀況，便要求我脫下頭巾，因為他覺得我的身體太差了。我的穿著是為了取悅阿拉，但曬不到太陽卻使得身體無法合成維他命D，導致健康惡化。我最後聽從了他的建議，但整個過程卻是辛苦而漫長的。
艾莉西亞還記得當時的感受：
當我拿下頭巾，感覺就像走出監獄。但那不代表我已自由──我仍然有罪惡感。一直要到幾年後我才逐漸釋懷，而且時至今日我仍在嘗試釐清想法。
至於漢妮，她則是在2015年法國諷刺雜誌查理週刊總部遇襲後，因為在街上不時遭人謾罵，讓她開始擔心自己的安全，才決定取下頭巾。她說在那之後，周遭親朋對她的疏遠冷落，是最難受的部分。
我不戴頭巾之後，許多穆斯林姊妹都不跟我說話了。我覺得她們是自命清高，而且很不公平，因為每個人應該都有自由決定戴不戴頭巾。有些人雖然依舊與我往來，但關係明顯變得不一樣了。
原本艾莉西亞每次返回巴黎東北部的老家社區時，都會刻意把頭巾戴上，因為當地的民風和信仰保守。但最後她終於徹底改變自己的生活圈。
我的生活從我上健身房後開始出現變化。有了新的社交對象，讓我可以擺脫充滿薩拉菲教派思想的昔日生活圈。接著我又找了份工作，正式揮別過去的我。
工作期間，她也遇見了自己日後的丈夫。他並不是穆斯林，兩人的婚禮是在市政府公證結婚。這對一個曾痛恨法國體制的女人來說，象徵著驚人的轉變。
不堪過往
回首往日，艾莉西亞與漢妮並未因為脫下頭巾而感覺解放，相反地，那些日子讓她們留下了一段不堪回憶。她們曾對頭巾的重要性深信不疑：艾莉西亞以為戴上頭巾可以讓她成為完美穆斯林，獲取生命的意義──她祈禱遇上一個虔誠良善的男人，前來拯救她單親媽媽的生活。對漢妮來說，她則是以此療傷，希望能夠彌補青少年時期家庭破碎和寄人籬下的創痛。
艾莉西亞如今認為這段過往奪走了她寶貴的歲月，並將之歸咎於沙烏地當局的宣傳洗腦。她對整個信仰灌輸體制提出控訴，但也承認就某種程度而言，她其實是自願接受教化。根據她的說法，那些相信薩拉菲教派是正統信仰的天真教徒，也在無形中助長了伊斯蘭國氣焰。
雖然她們都拋棄了頭巾，但漢妮與艾莉西亞都不贊同2010年的頭巾禁令。漢妮不久前對我表示：「這項禁令帶來的是反效果，只有自願取下頭巾才有意義，用法律手段永遠無法讓人真心信服。」艾莉西亞的看法亦同，她認為這條法令只會讓部分女性切斷與社會往來，甚至塑造了戴頭巾的「叛逆」形象。
這類「戴上頭巾又取下」的心路歷程很少對外披露。在法國，這類女性的人數原本就不多，而那些決定拋開舊禮俗的人往往必須和親友斷絕往來，打造新的身分──換掉電子信箱、電話號碼，全部重新來過。對她們而言，遮臉頭巾已是不值得留戀的過去，成為人生中某個過渡階段的象徵物。
本文已獲授權。原文〈After the niqab: what life is like for French women who remove the veil〉刊載於The Conversation ，作者Agnès De Féo為法國社會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