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偉棠書評〈我們與惡沒有距離──《牛蛙》〉全文朗讀
一個憤世嫉俗的人，如何莫名其妙地被惡吸引，以為可以以惡（惡作劇）攻惡（惡俗世情），最後自己也被惡吞沒的故事。這是一種極其自虐的同歸於盡，沒有半點悲壯可言。
但這個描述還是悲壯化了胡遷的這位異鄉人莫梭。讓我學習最後日子的胡遷，調低身段，再說一遍：
這是一個糟糕的人帶出無數糟糕人的故事。主角無所事事也談不上有什麼正義感，隨機地參與了一場牛蛙之死的偵破，不惜賠上一隻眼睛和一片指甲，這是「反成長小說」的──他的成長沒有發現任何真理──用小說裡他準備嫁給牛蛙的表姐陳嫣的說法，他是典型的「下行人格」，只要能把人生變得更糟絕不會努力上行。直到小說的後半段，他才找到一個不惜一切努力要去達成的目標，可那也是真正大惡之人設定的，他代為執行而已。
他逆著常態做任何事，比如說找揍自己的人幫忙買槍，找八卦記者幫他揭發社會問題，過度關心自己厭惡的表姐，帶自己喜歡的女孩去一個荒涼的高速公路休息站看雨水和豬……而奇怪的是，小說裡這些角色也都配合著他做這些事，原因只有一個，所有角色都是胡遷「彆扭」人格的分身，甚至包括那個大惡之人張喬生和他狡猾的兒子張翰。
現實主義壓根解決不了這一團彆扭，胡遷用最低調的方式切入超現實主義，或者以商禽的說法，超級現實主義。
胡遷的筆走至此精神為之一振，文字準確颯爽
於是，作者與角色他們一起想像了一把槍。按說胡遷的另一身分胡波所身處的電影界，有這麼一句金句：「只要電影第一幕出現過一把槍，第三幕時這把槍一定會開火。」可是刻意挑釁電影規則的胡波，在小說裡徹底顛覆了這種讀者期待。張翰交給「我」的那把槍從來沒有開火，另一把由另一個悲劇角色黎凱擁有的槍，他甚至忘記買子彈。
其實張翰把槍給「我」的方式已經極度「超」現實，他是用「寄」的。胡遷絕對不會不知道，這個買把菜刀都要實名制的超現實國度，一把手槍絕不可能通過重重安檢。我只能判定，這把手槍是孱弱的「我」想像的產物，包括賣槍後來還賣給他雷管定時炸彈的愛狗小青年，以及那場終結了一個房地產大騙局的爆炸，都是「我」的幻想，或者說胡遷製造的隱喻，因為那都是現實不可能的。
一個擁有一把虛構的槍的人能成何事？如此也就能理解小說裡那些精彩的暴力描述裡的自虐快感何來，諸如「他站在我背上，我胳膊的關節處被他踩著，那是雙硬如磐石的皮鞋。他用手掰住我的下巴，那雙乳白色的手跟金屬一樣冰冷堅硬。」「疼痛從眼眶裡炸裂一樣穿透了後腦勺。之後，這痛苦如同瞬間生長的根鬚，穿刺進整個面部，並在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消失。我感覺到那帶著腐蝕性的液體沿著晶狀體包圍了一圈，幾乎可以聽到燒灼沁透的聲音。」你能感到胡遷的筆走至此精神為之一振，文字準確颯爽，樂在其中。與之相應，其他地方他極力渲染的，是萎頓和虛無本身的力量。
「阻止自殺的也許是虛無本身。虛無是站在路口，此路口有很多通向各個方向的道路，每條都看不到盡頭，周圍也都什麼都沒有，並非是走向那些無盡頭的過程，而是此時所在的這個位置，看起來還有諸多可能，甚至每一個都區別很大，但都不如站在這兒好。」胡遷這一段關於自殺與虛無的表達，是他人生觀的精華，但我們都知道，最後連虛無都阻止不了他。是啊，怎麼可能呢，覺悟了虛無，選擇在當下止步不前，而當下本身在不斷內耗──它甚至不允許你「厭世」，因為厭這個情緒及其連帶的文學表達，也是積極的。
不想成為這隻不存在的槍，你只能選擇惡
那麼你要不想成為這隻不存在的槍，你只能選擇惡。小說後半段，從形象與惡意上完美取代這管槍的，是一個複雜的逆下水道系統，它將在小說的最後一頁開火，用糞便代替子彈射向這個早已死去的城市。這種沒有真實殺傷力卻令人噁心無比傷透尊嚴（如果有的話），「我」理解為「單純的惡」──「單純的邪惡才是致命的，它讓這世上不再存在錯誤的事情」胡遷寫道，因為它提醒了我們與惡共生的這一噁心的事實一直存在。
關於惡，「我」與莫名其妙同居在一起的馬尾女孩之間有過一段精彩的倫理學對話，分不清是杜斯妥也夫斯基還是卡繆影響了他倆的覺悟。
「我一直認為，罪惡是一種本能，跟侵占一樣。世界運行的動力是侵占，死亡侵占生，生侵占死亡。在這個原動力下有了食物鏈，階級，這些規則侵占每個個體，說是衍生出罪惡，其實這是最自發的。」
「她說：『我一直在想，為什麼從某個時刻開始，就覺得這個世界糟糕透了。那麼，我究竟是在抵抗世界，還是抵抗無力的自己？在這個問題上，如果認為世界侵占了自己，那麼罪惡就來了，做罪惡的事只是缺乏契機。如果做不到，那就是用惡意替代了。道德建立在對自身的衡量上，不認為是外界的侵犯，而是自我的約束來順從另一種規律。你不是一個道德的人，也不屬於罪惡的人，和世界上絕大多數人一樣，在中間搖擺不定。』」
搖擺並不等於尼采所說的「超越善惡的彼岸」，相反，搖擺等於附庸於善惡，諂媚於哪一方取決於一個短暫的利益。胡遷無疑對此深惡痛絕但無能為力。因此他同時挖掘出「管道」的另一層意義：洞穴。
世界早已被屎淹沒，不必再淹一次
「不是說你換了個地方，就等於從下水道裡爬上平原了，是不管你在哪兒，都還在那個地方說下水道裡。如果你想換一個地方，就得趁著別人沖馬桶的時候，借著那點水流，到另一個地方的下水道。每個地方的下水道結構不一樣，所以你可以安慰自己，我已經是個嶄新的人了。」這段論述，讓我想起日本漫畫家柘植義春的名作《山椒魚》，被迫生活在下水道的山椒魚，漸漸從惡臭與廢物中獲得樂趣的悲慘故事。沒有什麼比這更能說明「下流社會」的恐怖了。
張喬生與「我」的共謀，現實中也是虛妄不可能的，可以告慰他們的是：世界早已被屎淹沒，不必再淹一次。我想，這也是胡遷最後的想法。
而唯一似乎可以告慰胡遷（和我們）的，是貝拉‧塔爾。他在小說裡以張喬生的一個夢出現，那是一個關於吃土豆的一家裡家長的救贖的夢，他冒著風雪嚴寒走到那個已經毀滅的世界裡，為只吃過土豆的孩子帶回來一包方便麵。
這個夢呼應的是貝拉‧塔爾的《都靈之馬》那個無法出走的吃土豆的家庭。胡遷之前說過：「是又想到在《都靈之馬》裡看到的黑暗、沉默與絕望的五分鐘，那種在虛空中得到救贖的沉默，此時全部隨著吞噬而來。」彌留之際的大惡人張喬生，果真具有這種救贖的意願嗎？胡遷一度相信，而這相信，讓我欲為之一哭。
本文作者─廖偉棠
詩人、作家、攝影家。曾獲香港文學雙年獎，臺灣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等，香港藝術發展獎2012年度最佳藝術家（文學）。曾出版詩集《八尺雪意》、《半簿鬼語》、《春盞》、《櫻桃與金剛》等十餘種，小說集《十八條小巷的戰爭遊戲》，散文集《衣錦夜行》和《有情枝》， 攝影集《孤獨的中國》、《巴黎無題劇照》、《尋找倉央嘉措》，評論集《異托邦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