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真心相信自己傑出,就讀成功中學時,「很常大放厥詞,批評教育體制很亂。有一天,我的國文老師,一個外省人,叫我趕快走,不然會被抓。」二十歲那年,他在台中書館看書,忽然幾個人衝進來,沒有上銬,直接抓走。不掙扎嗎?他說:「沒有。我只想:終於來了。」
彷彿他等這一刻已經等了許久。他被帶到台中看守所,「丟到一個房間,派一個人監視我,說怕我自殺。」3天後,他被轉押台北,開始精神折磨,其實就是要他著手寫自白。他還記得當時寫:「我少年無知,要推翻政府。」被退,只好開始編故事,編了3天。折磨的手法一成不變,白臉黑臉準時出現,暗示他該認何罪,原來是1969年國民黨召開第10屆全國黨代表大會,會前收到很多恐嚇信函,他被列為嫌犯。
他說,最可怕的是等待,「你不知道是什麼狀況?他們到底要什麼?」多年後他仍會夢到那時的景況。他終於寫出他們要的認罪自白,4個月後起訴,他對法官說:「要死要活都可以,不要拖。」他最後被判12年,後減刑為7年,還在綠島認識了另一個受害者陳欽生。
在綠島,他因為有肺病,被關在單人房整整3年,「也是因為我不合作,不打小報告。他們可能想說把我丟在那裡死了算了。」有試著寫遺書嗎?他沒正面回答,只說:「前面折磨過後,其實後面都還好。」
出獄後,他仍時常被關切,警察2個禮拜上門一次,「鄰居都怕死了。」妹妹家也經常有警察上門,大家都煎熬,「但我們很少聊那些事,我就整個…也不算遺忘,就放在心底。」但放在心底久了,有時會真的忘記,他回想有次在路上被警察盤查,對方問他有前科嗎?他回答:「沒有。我忘記自己有前科。」一個真的有罪的人,會忘記自己服過刑?
今年,他和陳欽生共同參與《非常上訴》舞台劇,擔任「特別演出」,故事就取自他們兩人的白色恐怖經驗。當年楊碧川被判刑的罪名是「顛覆政府」和「恐嚇政府」,他說:「那是我本來就想做的事,我本來就有這個念頭,我不冤枉。」但劇名中有「上訴」2字,自認有罪的人,為何還要上訴?他提到這幾年轉型正義不斷被提起,但他始終拒絕賠償,說:「這是國仇家恨啊。」
有罪的人,不要平反,要的或許是當年還在「思想裡韻釀的反動」,能夠真的實現。寫過許多台灣史、世界史的他,說:「我太清楚了,(革命的人)一輩子沒有什麼成就,是合理的。」但他仍未因此停止盼望,跟我們說:「我還要多活幾年。」
《非常上訴》由狂想劇場編製,目前正於國家戲劇院「秋天藝術節」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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