盜通訊錄作為脅迫
為了取得對方信任，他交出自己真正用的Instagram帳號，「她願意跟我坦白，已經（脫衣服）做好準備了，如果說不做了，她會覺得可疑 ，當她用情緒勒索的話問：『不願意是不是？那就不要啊？』又引導到性的地方，男生就會腦袋空白、繼續陷下去了。」小空過往挫折的人際交往經驗，也使他更容易被情緒勒索，一旦被質疑、遇到衝突，就想討好對方。
犯罪集團腳本精細，除了誘騙男性進行裸聊、播放事先錄製好的女性裸聊影片，同步側錄被害人性影像作為脅迫外，也透過社群平台了解被害人個資及交友狀況，或直接使用木馬軟體盜取被害人的通訊錄。當犯罪集團從匿名交友軟體換到被害人以真實姓名創立帳號的社群軟體，並不是為了交心，而是為了掌握被害人的性格及生活細節，當他們握有的資訊越多，形成的威脅跟恐嚇就越有力。
「這有點像早期仙人跳的概念，性交易時有人衝進來拍照勒索，隨著科技發展，就變成視訊裸聊擷取私密影像、點木馬程式獲得個資來恐嚇勒索，」謝賀先解釋，勒索價碼一開始並不會太高，但只要被害人有意願付錢，犯罪者就會抓住機會一再索求，「都是循序漸進的，會付那3千元、就會付5千元、付1萬元，通常（被害人）直到付不起，或被披露給另一半、家人知悉了，才會報警。」
謝賀先強調，這類案件已涉及《刑法》恐嚇取財罪、詐欺罪以及妨害性隱私罪，「前兩項都是公訴罪，會移送檢察官偵辦，修法後涉及性影像的部分，因為要收扣性影像，也會報檢察官指揮。無論受害者要不要提告，都建議完成報案程序。查緝的確是有難度，但第一時間求助警方，當對方帳號活的，還可以蒐證。」
脆弱時刻易成目標
2022年10月，小何（化名）就為了取回被側錄的私密影像，付出高達75萬元。
當時小何26歲，正從台灣結束探親，返回中國工作。其時中國正面臨新一波新冠疫情傳播，執行嚴厲防疫政策，他因為買不到平時工作城市的機票，只能從北京入境，而被政府安排到當地旅館防疫。「下飛機之後，他們載你到哪裡就是哪裡，沒辦法選，住得好不好完全憑運氣，」小何落腳一間普通的三星級旅館，有窗戶、單人床跟基本衛浴，只是隔音很差，隔壁房間在看什麼電視節目都能聽見。
隔離期間他陷入憂鬱，睡不好，更擔憂身體狀況。防疫人員早晚準時敲門做快篩，卻不會通知結果，「如果接到電話，就是要被送去方艙，跟台灣的隔離不一樣，完全違反人性，沒有把你當人看⋯」白天他閒得發慌，朋友也都在上班沒人可以說話，「被關在那裡，只能在網路上四處看能不能找人聊天、打發時間。」小何說。
隔離第11天午後，小何一樣在推特（現在的Ｘ平台）無聊亂滑、留言回覆別人貼文，「我回一個小姐姐的動態，結果她就私訊來，問要不要換到Telegram上聊？ 」他平時就會網路交友，在網路聊天群組中也算活躍，於是不疑有他。加入群組後，對方邀請他視訊聊天，又問要不要下載另一個APP，裡面有更多她的私人照片，他以為只是中國某款他不認得的APP，下載完畢、點進連結後，2人便開始視訊。
只是他還沒脫衣服動作，視訊便結束了，隨即收到「自己正在裸聊」的影片，對方告訴他，只要付一點錢就可以把資料刪除，也不會外流影片。小何起初很困惑，接著意識到，「那個APP好像就是木馬軟體，我所有相簿、通訊錄跟資料，她全部都拿到了。」對方傳來的裸聊影片則是假的，「（當時鏡頭）只有照到我的臉、正常在講話，可是影片是我跟那個女生在視訊、有性行為，是合成的，只有臉是我，下半身不是，像小玉換臉一樣。」
利用AI深偽製造、以假亂真的裸照，仍讓小何產生恐懼，因為對方握有他的通訊錄，有他家人、公司同事跟客戶的聯繫方式，「真的很慌，我手機相簿有爸媽的證件檔案，通訊錄7成以上是工作認識的人，客戶又是日資公司，很注重名譽，跟客戶也沒辦法解釋，解釋也很奇怪，就是社會性死亡了⋯」他絕望地說。
起初對方說只要他乖乖付錢，不會為難他，卻接著指出他所在的旅館名及平時工作地點，還威脅將他的通訊錄賣給地下錢莊和電信詐騙公司，並把通訊錄中的女性「全部發布到招嫖網站上去，每天接成百上千的電話要去嫖她們」，指示他轉去和「前台業務員」協商贖金，會有另個人打來要求他支付人民幣8千元（約新台幣3萬5千元）。
層層剝皮心理操弄
「如果騷擾我的家人、影響工作，好像會蠻麻煩的，我想說8千元付完就算了，當買一個教訓⋯」但小何付錢後，對方非但沒有刪掉照片資料，又說要再轉給「上層主管」，只有主管才能決定要不要刪除，「他（前台業務員）說那是最後一關，可是又有第3個人，後來我才知道其實就只是話術。」
長達一個半小時的通話時間，是小何的地獄。他在防疫旅館房間內，物理上無法離開求助；詐騙集團也利用持續通話、不同人輪流施壓，將他困在高壓、孤立的情境中，「他沒有讓我有思考的空間，就一直push push push，有點像控制嗎？我沒辦法想要不要乾脆不要理他們？當下覺得很無助，而且那時候隔離到尾段，心態不太好了，關到快崩潰。」
回想起來，小何發現對方採取恩威並施的恐嚇方式，嫻熟心理操弄。當對方「主管」要求他截圖銀行帳戶、支付工具中的存款餘額，證明自己有多少錢時，他也都一一照做了，「最後我的錢都被拿光了⋯大概人民幣17萬元（約新台幣75萬元）吧。」他無奈地說。
小何隻身在中國5年，工作雖然得心應手，但並不適應，沒有能稱上朋友的人。在受騙當下，他既沒機會、也沒有適合求助的對象，「就是客戶、逛街認識的sales 、酒吧的bartender，都不是真正熟識的朋友，我在這邊活得很表面，沒辦法把心裡想講的話跟任何人說，（在中國）會有壓力嗎？感覺不能說實話。」加上疫情，他跟同事盡量減少接觸，無法拓展交友圈，也沒有跟異性交往的機會。
「最後掛他電話是因為他發現我的卡已經沒有錢了，他說：『現在打給你爸媽，今天一定要湊到人民幣30萬元。』我說不可能⋯那時候我就覺得算了，我打電話跟你打電話結局是一樣的，」小何慶幸自己沒有把全部錢存在同張卡裡，但看著空空的帳目數字，還是很荒謬跟不真實。事後他在旅館線上報案，中國公安告訴他錢拿不回來，都是人頭帳戶。如今時隔一年多，案情仍沒有下落。
「會被騙那麼多錢，是剛好那時候在隔離⋯現在的心態健全，我覺得我根本不會理打給我的人，」小何形容自己那陣子的情緒，就像螺旋不斷地往下墜落谷底，「剛發生半年比較痛，要想辦法把錢補起來，對生活影響滿大的，想到就覺得自己怎麼這麼脆弱？」他從此拒接所有陌生電話，手機號碼遭詐騙集團轉賣後，成天響個不停，就像反覆提醒著他這段糟糕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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