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畢飛宇受邀台北國際書展座談。登場時，作家黃麗群禮讓長輩先行，他嫌男人走前方太粗魯，堅持墊後，手殷勤虛扶著女方的背。上了台，他幫每個人把礦泉水瓶蓋扭開，再開自己的。
畢飛宇小檔案
1964年出生於江蘇省興化市，揚州師範學院中文系畢業，曾擔任南京特殊教育師範學校教師、《南京日報》記者、《雨花》雜誌編輯。1998年加入江蘇省作家協會，2004年擔任副主席。2013年擔任南京大學文學院特聘教授。著有《玉米》《青衣》《平原》《推拿》等著作。
號稱得獎專戶，個性低調，在中國從不簽書。
座談會後，簽書粉絲洶湧。過了半小時，畢飛宇索性撂張凳子放桌上，站著簽。後來我才知道，去年三月，他玩足球射門踢空了，導致椎間盤凸出，開完刀躺一個月才康復，至今無法久坐。九歌出版社主編羅珊珊說：「他其實個性低調，在中國從不簽書，因為都是國營出版社，他覺得沒必要宣傳，來了台灣，很能體諒書市現況，會配合宣傳和簽書。」
畢飛宇是中國當代最火紅的作家之一，號稱「得獎專戶」：代表作《玉米》獲魯迅文學獎、英仕曼亞洲文學獎；《推拿》獲紅樓夢獎決審團獎、茅盾獎；《大雨如注》獲郁達夫小說獎。他出版了十八部中短篇小說、五部長篇小說、四部散文論述，翻譯成二十多國外語。他的作品兼顧文學性與市場性，屢被翻拍成影劇。
大作家沒有架子，幾天出場，總是一襲毛衣、牛仔褲、UNIQLO絨毛外套、ASICS球鞋，背個背包，一身年輕人裝扮，看到他胸前掛著老花眼鏡，我才想起，他五十三歲了。
誰把我擋住，我就毀我自己給你看。
畢飛宇出身江蘇興化，父親是解放軍，在瀋陽空軍機場做機要員，因失言遭退，文革時被打成「右派」，偕妻子流放下鄉當老師。畢飛宇自幼住在小學裡，操場就是他家的天井，他是運動健將，踢球、跑步，乒乓球打到手長繭，足球也踢得好，三十五歲開始天天健身，最高紀錄是臥推九十五公斤、深蹲一三五公斤。
文革從沒讓他挨過肉體和精神的苦難，反倒小小家門內，埋有詭雷，「我父親被批鬥，吃盡苦頭，導致心理缺陷，你怎能指望他懷著憐愛跟兒女說話？永遠不可能。」
父親喜愛魯迅和曹雪芹，尤其熟讀《紅樓夢》，和畢飛宇聊天時，動不動引一句唐詩，加上畢飛宇的作文都由他批改，審美品味很難不被影響。然而父親怕他步上後塵，不讓他讀文科。
「高中階段，我在筆記本偷寫小說被發現，他說：『你還能那個呀，將來還想當作家嗎？』我很光火，有時候一個人寧可吃一耳光，也不願被譏諷。他逼我考理科，我故意考砸，誰把我擋住，我就毀我自己給你看，那時家人都知道我跟父親關係緊張，沒有一個人敢說，每天這樣。你知道什麼叫噤若寒蟬嗎？」最後父親妥協，他考上揚州師範學院中文系，他說那是他人生中最偉大的勝利。
做父親的不妥協，對孩子傷害太大。
大學畢業，他去南京教書，也當過記者，利用晚上寫作，慢慢闖出名聲。三十三歲，他生了兒子，弒父角色輪流轉，總算懂了箇中曲折。「我們一家三代男人都很倔強，我估計我兒子對我也不滿意，但是比較下來，我跟兒子的關係比我跟父親要好一些。他還小時，我就知道妥協了，因為做父親的不妥協，對孩子傷害太大。」
二年前，兒子不願背負名作家二代的包袱，決定赴美國攻讀材料工程，不用手機的畢飛宇，主動申辦手機，學發簡訊，承諾讓兒子隨時隨地都能找著。畢飛宇說他心底始終有個遺憾：父母不曾擁抱他，不曾用手撫摸他腮幫，「我很渴望，但不敢想像用手接觸他們是什麼感覺，許多次鼓起勇氣，又怕他們彆扭。」
長大後，欲拒還迎的渴望融入筆下，比如描繪盲人現實的《推拿》有一幕場景，自傳色彩濃厚：「王大夫一把抓住父親的手，死死地，拽住了。這個感覺怪異了。古怪得往心裡去…這是王大夫的肌膚第一次接觸到父親。父母的肌膚在他的記憶裡一直是零。王大夫拽著父親的手掌，指頭，皮膚，頓然間就是淚如泉湧，像噴薄而出的血。」
他的小說，身體感異常強烈，源自成長經驗對父權的敏感、缺乏肢體接觸。也難怪，當代作家裡他最推崇莫言，「他小說裡很多關於身體的描述，我特別喜歡，有解放感，有奔湧感。」
張愛玲的身體沒溫度，骨頭也是冷的。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曉明把他歸類成「晚生代」作家：八○年代「先鋒派」的余華、蘇童等人挑戰文學形式的極限，強調敘述方法、個人化修辭，九○年代崛起的畢飛宇，相較於先鋒派，雖然實際年齡相去不遠，卻有一種文學史上的「晚生感」，題材方面，卻更能反映走向資本化的都市現實。
不過他不情願被歸類：「我天生不喜歡合唱，我不可能成為合唱團的一員。」討厭被貼標籤的男人，品味亦反骨，他批評卡夫卡和昆德拉太生硬；嫌張愛玲的身體沒溫度，「骨頭也是冷的」；數落珍‧奧斯汀的《傲慢與偏見》是「小戶人家嫁女兒的故事，我們今天看到的韓劇走的就是這個路子。」
《玉米》描述文革時期三姊妹的生存困境及愛恨慾念；《青衣》描寫年老色衰的女伶，面對後生可畏的猜忌及自憐，筆觸絲絲入扣，讓畢飛宇被譽為「最懂女性的男作家」，他頗無奈：「我不承認有描寫女性的特異功能，女性在我作品僅占三分之一，作家的基本使命是用語言塑造人物，具備這能力，任何人都能寫好。」他自認沒寫過爛東西，但也不怕寫爛。
我每天的生活都以失敗畫下句點，但我不怕。
他曾批評當今許多小說太虛漂，不注重世態人情，「一個作家，不在生活的世俗場景上花工夫，把最基本的世態人情棄置在一邊，然後，又貪大，這是相當危險的。」又說：「這裡我就想起了小說的『大』和『小』的問題。有時候，小的小說也許比大的小說還要大。這裡就牽扯到一個作家對生活的理解、對存在的理解。」難怪他在台友人、九歌出版社總編輯陳素芳說：「他沒有架子，很懂得照顧人，喝咖啡搶帳單絕對搶不過他。」作家黃麗群也說：「他通曉人情世故，但不讓你感覺到刻意，是那種南方人的細膩。」
三十四歲，他加入江蘇省作家協會，作協提供固定薪水，比起台灣的寫作環境優渥不少，但他保有自覺：「去生活裡討麵包的作家才夠深刻，可惜作協斷絕了作家與現實的供氧關係。許多作家到四十歲，寫光青春期前後的故事，反而江郎才盡。我得承認，我跟現實的關係也比較鬆動。」
所以，他每晚去健身房待三小時，「我周圍多半是成功人士，這種生活非常虛假，我特地找了比較低端的健身房，裡面全是生活最底層的人，大伙兒混熟了常聊天，這兒既是健身房，也是娛樂場，更是社會窗口，許多稀奇古怪事都打那兒來的。」說白了，是菜市場裡三姑六婆忙著交換鄰人軼事的概念。
「寫作是體力活，長期健身帶給我充沛體力。另外，練臥推時，如果有力量你一定會往上推，直到推不動了，放下來。換句話說，我每天的生活都以失敗畫下句點，每天面對失敗，自然對人生觀有影響：可以嚮往成功，但我不怕失敗。」健身於是成了一則寫作隱喻，先有破，方能立。
他對自己的定力很自豪，健身十八年如一日、每天寫作十三小時，四十歲後，起碼七、八小時。他定居南京，父親偶爾來探望，見他老關在房間寫作，每隔二小時去敲門，要他起身走走。父親惶惑：那個童年老是蹦蹦跳跳、靜不下來的猴子，如今怎麼變了個人，一坐下就不起來？父親昔日的譏諷已遠，畢飛宇拿豪情壯志掙回了骨氣與面子：「他現在一定相當自豪，這我可以感覺得到，用不誇張的話來說，我在故鄉小縣城可說是家喻戶曉，說起來都知道那個是畢飛宇的爸爸。」
藝術家、作家都是賤貨，先天神經類型的才適合。
四十四歲出版《推拿》後，畢飛宇擱淺在一部醫學題材的長篇將近八年：「我在江蘇某醫院做了一年田野調查，依然沒寫出來，可我不著急，知識結構太困難，寫法又要翻新，也許最後選擇放棄。」《人民文學》編輯徐則臣說：「每次跟他約稿，前一個月問他，快了，下個月，還是快了，一部短篇一萬字，他反覆打磨，把每個詞打得光光亮亮的，我倆都是摩羯座，一條道走到黑，非常固執，幹什麼事只要認準了，就一直幹下去。髮型也是，幾十年他都光頭樣。」
儘管畢飛宇很早就建立自己的語言風格，但他說：「在這樣的風格延續太久，自己會產生厭惡感，你會問自己，除了這種表達以外，我真的就不能有別的表達方法了嗎？」他自我告誡，絕不能重覆題材和表達，要勇於突破：「就像收音機卡帶，不停旋轉，唱了一句又回來，我不能忍受我的生命出現那樣可笑的『機械故障』，應當往下播放才對。」他明快利索地說：「藝術家、作家都是『賤貨』，沒有困惑，沒有麻煩，就沒有快感，也只能是這種先天神經類型的人，才適合當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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