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潔書評〈和披頭四一起吃昆蟲，救地球？──《新昆蟲飲食運動：讓地球永續的食物？》〉全文朗讀
2012年，一名素食主義的星巴克店員，發現「草莓星冰樂」的紅色色素乃是使用胭脂蟲（Dactylopius coccus）的屍體進行調色，消息一出，引發民眾譁然。除了來自素食者的抗議聲浪之外，也有些是基於宗教理由，認為胭脂蟲不符合猶太教潔食的教規，但有更多消費者的反應，單純是因為知道飲料的原料之一來自昆蟲，讓他們感到噁心與不舒服。（頁236-237）想像力稍微豐富一點的某位忠實顧客，更信誓旦旦地指出，原來當初她認為是草莓碎片的那些東西，全都是尚未碾碎的昆蟲屍體，她今後不只將拒絕星冰樂，也不願再喝下任何紅色飲料。（註1）
「天然的最好」這樣的信念，顯然無法類推到「胭脂蟲星冰樂」身上，許多人寧可喝下人工色素也不願吞下任何來自天然昆蟲的產品，而昆蟲製品在健康上的疑慮──例如可能會令部分哮喘者過敏，更成為許多消費者投下不信任票的具體理由。此一爭議事件雖然以星巴克宣布未來不再使用胭脂蟲作為著色劑而落幕，但本書作者大衛•瓦特納-托斯（David Waltner-Toews），卻犀利地指出抗議者的盲點：「所有抗議的說法都忽略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咖啡粉本身很可能就含有比星冰樂更多的昆蟲碎屑。」（頁237）
不過，這樣的敘述方式，可能會令人懷疑瓦特納-托斯是否想藉此表態：既然咖啡中含有更多昆蟲碎屑，抗議胭脂蟲的行動本身就不具意義；或是既然素食者平常也會吃進昆蟲碎屑，他們就失去了道德上的正當性云云。其實正好相反，胭脂蟲星冰樂事件，只是瓦特納-托斯的《新昆蟲飲食運動》當中，用以凸顯昆蟲飲食複雜性的其中一個經典案例。消費者的反應，讓我們深刻地看到在非食蟲文化的國家，吃昆蟲對許多人而言，如何在直覺上就造成不適感，這不是用「吃昆蟲救地球」之類的訴求，就可輕易說服之事。
可食與不可食之物的（心理）界線
吃昆蟲所能造成的心理衝突，在扶霞•鄧洛普（Fuchsia Dunlop）的《魚翅與花椒》當中，有一段更為生動的敘述。這本「英國女孩的中國菜歷險記」，描述她十多年來在中國研究飲食文化的經驗，所有西方人初次與東方食物相遇時的文化衝擊（或驚嚇），從兔腦到熊掌，她幾乎都經歷了。但全書最大的道德掙扎，卻發生在她回到英國之後，用自家花園的菜葉製作午餐，發現一隻菜蟲一併被「採收」到盤子裡的時刻──在中國「入境隨俗」嘗試吃蟲是一回事，在自家餐桌上把剛蒸熟的菜蟲吃掉是另一回事。對鄧洛普而言，那是某個分水嶺，是她確認自己跨越到「另一邊」的時刻。（《魚翅與花椒》，頁309-312）
一隻菜蟲竟比吃下魚翅、狗肉、蛇肉或小兔子的腦殼，更令人猶豫不決，乍看之下似乎有些不可思議或「小題大作」。但試想我們若在自己的麵碗裡看到蟑螂腳、花椰菜吃到一半發現一條蟲、或是目睹蒼蠅緩緩從食物上爬過，多數人的本能反應或許都是覺得不太舒服吧？鄧洛普這段誠實的自剖，讓我們得以理解，關於可食與不可食之物的（心理）界線，既來自文化的養成，也同樣受到複雜的人與生物／食物互動史的影響，更重要的是，這些界線其實是具有鬆動與挪移之彈性的。
假設你是聞昆蟲色變的消費者
這對於昆蟲飲食的倡導者來說，自然是個好消息。但如果抱著好奇甚至獵奇的心態，誤以為《新昆蟲飲食運動》一書，是一部推廣食用昆蟲、為飲食文化史帶來全新人蟲關係的作品，並想像書中必然會介紹各種以昆蟲為食材的古怪珍饈，恐怕是會失望的。全書看起來最「美味誘人」的段落，或許是作者特地到倫敦「群島餐廳」享用的這頓午餐：
我點了「夏之夜」（摩洛哥醃醬煎蟋蟀加上藜麥、菠菜和果乾）、「愛蟲沙拉」（嫩葉蔬菜，搭配一碟用橄欖油炸過並灑上辣椒、檸檬草和大蒜的麵包蟲，擺盤誘人、口感十足）、「布希曼人的魚子醬」（焦糖麵包搭配俄式薄餅、椰子鮮奶油以及伏特加果凍）、「中世紀蜂巢」（焦化奶油冰淇淋、蜂蜜焦糖奶油醬和一隻雄蜂幼蟲），以及「巧克力蝗蟲」（有白巧克力、牛奶巧克力和黑巧克力），還有一杯甜白酒。餐點中的昆蟲都和其他食材融合得恰到好處，增加了口感並且達到提味的作用。（頁300-301）
但這大約就是描述的極限了。先不論其中的「美味感」有多少比例是來自於那些果乾、焦糖、奶油、果凍、魚子醬、冰淇淋、巧克力與甜白酒的文字所堆砌出的豐美想像；假設你是聞昆蟲色變的消費者，卻還願意讀到這裡，也大可放心，書中對昆蟲料理最詳細的刻畫大致就是如此了，並不會出現「爆漿昆蟲」或如何料理整鍋蠕動的麵包蟲之類的介紹，只有零星的、幾乎無熱情可言的冷靜敘述：「以後如果有人問我杏仁是什麼味道，我就可以說：『有點像蟬的若蟲炒過之後的味道。』」（頁204）；或是：「我們也試了用蠶寶寶糞便泡的綠茶，味道就像是用蠶寶寶糞便泡的綠茶。」（頁205）
傳統的食蟲文化多是以採集為主
換言之，若顧名思義或先入為主地以為《新昆蟲飲食運動》是在鼓勵吃昆蟲或吃甲蟲（本書若以英文書名直譯，則為「吃甲蟲吧」），不只是對本書的誤解，也簡化了書中豐富的討論面向。瓦特納-托斯其實是以吃昆蟲為核心，對人與昆蟲的各種關係進行兼顧橫向與縱向的全面盤點，並且抽絲剝繭（這個成語意外地適合這本書），將我們所熟悉的那些吃／不吃昆蟲的主張，透過客觀又不失幽默的分析，點出其中可能的侷限與複雜性。
一般來說，鼓勵昆蟲飲食的理由，多半強調昆蟲擁有豐富的蛋白質、更低的碳排放，因此相較於傳統的畜牧業，會是更符合生態永續的選擇。如前述「胭脂蟲星冰樂」事件所反映出「非食蟲文化者」對蟲的厭惡感，正是提倡者最希望改變的部分。但瓦特納-托斯反覆強調的重點也正在於此：人類食用昆蟲面臨的最大挑戰並非「固執己見又保守的歐美消費者」。「遊走在道德勒索的邊緣，暗指不吃蟲就等同於缺乏環保意識」（頁20）的訴求方式並不能真正帶來改變，若我們「更審慎地解析問題」（頁19），就會發現其中環環相扣的連鎖效應。每一個決定都會牽連出整體環境的新變化，就算只以溫室氣體排放量來比較，也絕非「算出牛和蟋蟀的總數、用牠們放屁和打嗝的平均排放量去計算總排放量這麼簡單。」（頁66）
此外，市場的供需機制等問題也必須考慮。傳統的食蟲文化多是以採集為主，但如果昆蟲飲食成為未來的流行趨勢，採集可能帶來的生態破壞要如何評估？如何處理「混獲」的問題？若以食用「害蟲」（比如破壞力強大的蝗蟲）作為解決環境問題的解方，在技術上要如何克服，將這些短時間內鋪天蓋地的大量昆蟲快速料理並長久保存？還要確保牠們並未受到殺蟲劑的毒害？若以養殖的方式來生產食用昆蟲，那麼這些「迷你牲畜」被餵食的食物又是用什麼方式生產？和環境的關係為何？拋出這些問題，並非為難讀者，或是反對食用昆蟲，而是為了提醒我們：「食用昆蟲這件事，從來就不是僅限於昆蟲和牠們作為食物的價值而已，而是關係到昆蟲、其他動物以及植物彼此之間為維繫生存所建立的網狀關係。」（頁98）
吃掉蟋蟀跟吃掉小鹿斑比會是一樣的嗎
更進一步來說，如果昆蟲被視為「經濟動物」，我們需要思考「人道飼養」甚至「人道屠宰」的可能性或可行性嗎？本書最難得之處，便在於瓦特納-托斯並未理所當然地將昆蟲排除在倫理的思考之外，相反地，他以詼諧卻不輕佻的方式，一步步將思考的羅網收束到這個最艱難也最複雜的命題。伴隨著書中各章刻意仿擬披頭四歌名和歌詞的標題，我們一路跟隨作者（或披頭四），從〈序言〉開始，透過一連串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不斷面對吃／不吃昆蟲這個選擇背後，可能涉及的種種邏輯與道德不一致。比方說：「吃掉蟋蟀跟吃掉小鹿斑比會是一樣可惡的事情嗎？」（頁17）、「在酒吧裡享用昆蟲跟炸雞翅的差別是什麼？」（頁18）、如果告訴你陸棲昆蟲和龍蝦的親戚關係，還比牠們和馬陸或蜘蛛的關係更接近，會讓你提高吃掉盤子裡那隻蟑螂的意願嗎？（頁78）或者反過來問，如果你盤子裡那碟昆蟲，被證明確實也具有感受痛苦的能力（頁257），這會改變你打算吃掉牠的決定嗎？
這些思考並非意在導向那最典型的「吃豬牛羊雞鴨鵝更不道德」的論辯，而是提醒我們人與昆蟲的多元關係。事實上，昆蟲同樣可以用我們在討論人與動物關係時的典型框架：野生動物、展演動物、同伴動物、經濟動物、實驗動物來理解。野生動物當然是最原始的人蟲關係，比方說，沒有人能豢養虎頭蜂；同伴動物也不難想像，日本人對鍬形蟲的迷戀眾所周知；將昆蟲視為「經濟動物」可能就需要一點思維上的跨越，但就算不論食用目的，昆蟲在人類歷史中也早已因實用目的而被豢養，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至於實驗動物，只要想想科學家對果蠅和蟑螂做的事（註2），多數人應該不會否認這些小生物身為實驗動物的命運。但是展演動物？昆蟲能表演什麼？書中提到的「跳蚤馬戲團」將顛覆你對表演動物的舊定義。一旦定義鬆動了，難道我們不須重新思考我們道德界線的尺標？
因此，討論「對待蟋蟀的倫理」（引號裡面可以代換成任何其他昆蟲），並非愛護動物人士的多愁善感、鑽牛角尖，而是面對多元與複雜的人蟲關係，不該迴避的道德責任，也是在真實世界將面臨的兩難選擇。舉例來說，佛羅倫斯在1999年基於動物保護的理由，禁止當地的傳統慶典「蟋蟀節」販賣活體蟋蟀。（註3）「這是一種進步，還是離我們生物上的自我更加疏離的一步？」（頁251）瓦特納-托斯這麼問。這些問題沒有標準答案，自然也沒有輕易的答案。這是道德的兩難，倫理的必然。但瓦特納-托斯念茲在茲的，毋寧正是反覆提醒讀者，不要輕易認定一個黑白分明的答案。
逐漸失落的情感價值
讀者或許會質疑，瓦特納-托斯在我們面前打開了這個蟲蟲版的潘朵拉盒子，卻又不提供一個篤定的答案，面對這些同時牽涉到生態、環境、倫理、文化與偏好的選擇難題，難道沒有一個相對可靠、可供依循的準則嗎？讀畢全書，我們將會發現，瓦特納-托斯留在這個蟲蟲版潘朵拉盒裡的，是一個乍看之下無甚新意，卻逐漸失落的情感價值，那就是「在乎」（care）。他如此解釋「在乎」的意義：
這個詞源自原始日耳曼語，其字源會令人聯想到惋惜、悲傷和懊悔，以及某種變相的愛。我在乎昆蟲，正如同我在乎所有動物，即使他們可能會讓我感到困擾。昆蟲讓地球成為不同物種能夠共同居住的環境，雖然我因此不得不糾纏於與昆蟲有關的倫理議題。（頁256）
在乎不是愛，或者說，不只是愛。但當我們在乎，我們才會願意試著把心打開，看見更多的可能性。在吃與不吃之外，看見昆蟲在漫長演化的過程中，所發展出的各種令人驚異的求生策略、看見牠們在整體生態系扮演的多重角色，才有可能在厭惡與恐懼之外，生出敬畏與讚嘆；在利用與殺戮之外，生出倫理的猶疑。從而發現瓦特納-托斯所期待的，透過不斷開展的關係與對話而生的「創造之力和生命之火」（頁319），正隱身在餐桌上、在水潭中、在雨林裡，等待著我們點燃，並且照見自然的奧秘。
註釋：
- 可參見https://news.cnyes.com/news/id/2561490，https://e-info.org.tw/node/75896
- 蟑螂作為實驗動物的角色，舉凡輻射研究到送上太空都涵蓋在內，可參見理查‧舒懷德《當蟑螂不再是敵人》。
- 關於蟋蟀節的討論，亦可參見修‧萊佛士《昆蟲誌》當中〈P：升天節的卡司齊內公園〉一章。
本文作者─黃宗潔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系學士、國文學系碩、博士。長期關心動物議題，喜歡讀字甚過寫字的雜食性閱讀動物。著有《生命倫理的建構》《當代台灣文學的家族書寫──以認同為中心的探討》《牠鄉何處？城市‧動物與文學》《倫理的臉──當代藝術與華文小說中的動物符號》。現任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