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年前的2001年，大法官就曾針對警察臨檢做出第535號解釋，表示臨檢如果缺乏規範，將侵害人權。那次的釋憲案背後，還有一個動人故事。
1998年1月15日晚間，40多歲的李姓男子出門吃晚餐，之後約9點走路回家，他行經台北重陽橋時，遇上台北市警局保安大隊臨檢，他被警察攔下，要求出示證件。李男聽完只說：「走路不用帶證件。」便繼續走。員警不讓他離開，他依舊嚷嚷：「走路不用帶證件。」員警認定他故意不配合，伸手去摸李男的口袋，李男一氣之下脫口「幹你娘！你搜什麼搜！」
李男因此被抓到警局。李男的弟弟急忙奔來，原來，李男是一名精神障礙者。但警方仍堅持對李男提告妨礙公務。
李男的弟弟雖僅國中學歷，卻不甘哥哥受冤屈，他用盡所能查詢相關法條，並到處尋求免費的法律諮詢。官司纏訟，最後，「台灣人權促進會」接到李男弟弟的求助，將案子交由當時台權會的義務律師、曾任台權會副會長的張炳煌。
張炳煌對我們回憶：「警察臨檢的爭議，法界垢病很久了，但一直沒人聲請釋憲。」李男二審敗訴後，他便著手聲請釋憲，他謙稱自己較擅長商法，對憲法並非那麼在行，當年聲請書大部分由東吳大學的范文清教授執筆。
送出釋憲聲請書後，一晃2年多，某天，一堆媒體忽然跑來找張炳煌，他嚇一跳，這才知道大法官針對他的聲請做出釋憲了，且是有利於李姓男子的解釋。
張炳煌回憶當天心情：「很高興，有詫異一下，但想想，也該是時候了。這個現象存在很久，是個普遍發生的『小問題』，但多數人為了節省時間心力，盤算過機會成本後，都會選擇接受盤查。」他說，因此能改變這種不合理現象的，往往反而是李姓兄弟這種一般小人物。他笑著說，因為是不收費的義務律師，釋憲案出爐後，李姓男子的弟弟還開心地送他一瓶洋酒。
那次，大法官就在535號解釋文提到，警察的盤查、路檢等臨檢手段「影響人民行動自由、財產權及隱私權等甚鉅」，因此，除非法律另有規定，否則，對人的臨檢必須「以有相當理由足認其行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者為限，且均應遵守比例原則，不得逾越必要程度。」
另外，當年法律對於警察臨檢並沒有明確規範，僅有《警察勤務條例》的簡單敘述，因此大法官也要求2年內訂出具體規範與權限，這才有了後來的《警察職權行使法》。
《警察職權行使法》中關於臨檢的規定主要在第6條，第6條共有6款，一到五款較嚴，規定警察若要盤查民眾身份，需有「合理懷疑」、「有事實足認」等等，只有第六款較寬鬆，允許警察對這些人查證身份：「行經指定公共場所、路段及管制站者」，但也因爲寬鬆，後面立刻附上但書：「以防止犯罪，或處理重大公共安全或社會秩序事件而有必要者為限」；而且，所謂的指定場所：「應由警察機關主管長官為之」，並不是員警自行認定。
儘管立了明確法條，這20年來仍不時有民眾因遭到警方不當臨檢而提告，更多人則摸摸鼻子自認倒霉就算了。但恐怕連當年大法官們也難以想像的是，20年後，竟仍有民眾只是走在路上就遭到盤查身份，當天警方甚至並未執行臨檢，藝術工作者詹慧玲只不過一邊走路一邊喝奶茶，就被攔查；與當年李姓男子類似的是，她忍不住罵了聲「真的很蠢」，便被警察以柔道大外割手法壓制、上銬，接著，同樣被告「妨礙公務」。
事發後，中壢警方給的攔查理由，是近期新興路查獲多起案件。翻閱法條，意思是有符合第6條第六款的「指定路段」。
只是，第六款其實還必須「以防止犯罪，或處理重大公共安全或社會秩序事件而有必要者為限。」
政大法律系副教授林佳和就分析：「當時並沒有什麼重大公共安全或社會秩序事件，所以攔查的理由聽起來像是防止犯罪，但這有點弔詭，因為如果治安事件嚴重到警察必須隨時在路上注意可疑人士，來防止犯罪，那麼應該是強盜、當街搶奪這一類重大犯罪案件，但新興分局卻又沒講出什麼具體事件，所以我推論並不是重大犯罪事件。」
林佳和接著說，就算真的有多起重大犯罪案件，「預防強盜搶奪應該攔查誰？說一句性別不太正確的話，應該是攔查男性吧，看不出來有攔查詹慧玲這樣的女性的必要。」
林佳和解釋，員警的攔查必須符合2個條件，一是新興路作為指定路段，二是具體的可疑之人。但警方並沒有具體說出新興路到底發生了哪些重大治安事件，「看不出新興路作為指定路段的理由；就算有理由，也看不出有必要攔查詹慧玲這樣的人。」
他說，整件事看起來就是典型的「隨性攔查」，「原因是警察看你很順眼、或看你很不順眼。後來的大外割、上手銬就更離譜了，那已經是教科書等級的案例。」
他補充：「我必須為警察說一句話，警察的工作不是玩紙上遊戲，街上下一秒可能就有危險。但這件事看起來並沒有。」林佳和並說，全世界都難免有行為偏差的個別警察，「這件事我更訝異的是中壢分局的回答，好像整件事並沒有問題，他們已經指定路段，民眾把身分證拿出來就好了，是她自己不配合。」
林佳和說，與各國的警察法相比，我國法規並沒有較不周延或有明顯缺失，因此他認為問題出在警察的法治訓練，從警校教育到員警在職訓練，都需要加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