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氣色不壞，食欲尚可，說話有條有理，全程無蒙面，不再時時戴著太陽眼鏡。在台灣2年多，誰和誰深交又絕裂，哪個港人入獄了，誰暗中幫助了誰，他都能很快找出資料，迅速判斷能否讓我翻拍，技術性遮住可供辨識身分的資訊。他甚至很自在地聊起女友：「台灣人。雖然她完全知道我的身分背景，也可以接受，可是她無法想像那個重量…」我們追問，什麼重量？他忽然理不清，最後倉促地說：「我不能講太久，等一下要去心理諮商。」
夢醒後的恍惚 深陷圍城
幾週後，阿俊邀我們參加《理大圍城》的放映會。那是遠比《時代革命》更逼近、沉重、壓抑的紀錄，坐困校園的學生們又飢又疲，開始內鬨，眾聲喧譁夾雜哭喊與謾罵。坐我隔壁的阿俊全程無聲響，映後我問他感想，他淡淡說：「沒什麼感覺。我們之前抗爭也發生一樣的事，攻哪裡，怎麼撤，留下來還是退，都吵到不行，誰也沒有聽誰。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幾句話，大概就總結了他在香港的最後一段生活。劫難之後，也無太平。初來台灣之時，他覺得自己，「整個根都給拔走。」為了居留，他先隨便報名一間南部大學，再設法轉學回台北。那段時間，他不斷空轉，「等審查通過，半年；等學籍，又半年。我也不能說什麼，可以合法留在台灣已經很好了。」
學生身分有著落後，他一邊念書，同時打兩份工。在香港，他曾擔任學生會幹部，組織自己的六四紀念晚會，也有專業技術證照，但來到台灣都派不上用場，只能做很基礎的文書或服務生工作。白日忙碌，夜間也不得閒，經常做夢，「香港抗爭的事情也有，後來比較多反而是在台灣這邊的適應…」
他曾找到一名移民來台的港人援助，結果不斷被情緒勒索，「他真的以為他是我的乾爹，說要陪我去見我女朋友的家長，催我們結婚。也貶低我，我的學系要求正式的報告發表，他看了說那個文章他一天就可以寫出來。」
半年瘦8公斤，他逃開，重新開始，最後一個人住。那狀況也像圍城，「一個人的時候，就對著四面牆。我失去了很多動力，生命沒有什麼吸引我的…」最慘時，他連續一週處於恍惚狀態，「下床煮個泡麵，吃完覺得好累，又躺回去。不想出門，不開燈。吃就隨便吃，洗澡也沒力氣。」他決定尋求專業的諮商師和醫師協助，「他開給我的睡眠藥，可以讓我睡時少一點做夢。」
他多次提到「夢」這個字，說整場反送中的抗爭，如今回望就是一場夢。無論《理大圍城》或《時代革命》，「我看的感受只有遺憾。」抗爭是夢，香港也是，「過去二十幾年在香港學到的東西，建構的一切人脈，都好像夢。你的家人、朋友，都只剩遠距的虛擬空間…他們說還是關心你，但他們就不能在你身邊，你還是一個人在這邊。」
失根後淪底層 憂鬱煩惱
在台灣2年多來，「我本來擁有的東西愈來愈失去了。首先是我相信過的手足，都無法再相信。」他給自己的最後定義，是「社會最底層，一隻螞蟻那樣，每天有食物屑屑吃已經很好了，持不持續都不敢多想。」他曾向熟悉的香港「家長」申請就學補助，「（先）說你9000塊可以過生活，下學期又說6000塊就足夠。讀書的話，平均分要70分（才能拿到補助）…可是念書根本不是這麼容易。」採訪時，他正為被退回重改的期末報告煩惱，語氣接近絕望。
以為合法的身分，也充滿變數。專案沒有紙本證明，「到現在也沒有一個白紙黑字。他們是打電話通知，說你過了，（但）不知道會承諾多久？可不可以有文件？」2年前他擔心政黨輪替，現在還擔心著2年後。「我們不想帶給其他社會麻煩，不想像一個伸手黨去向政府拿錢，可是…」
可是活著太難了。2年前受訪，阿俊的身分是勇武，還想著回港犧牲，「一去就不回的那樣，就是應該會被殺死…」但他不能只考慮自己，「有個網站專門揭露我們的個資，香港解密，我是連我家人的名字都被放在上面。」採訪過後我們拍照，他又拿出口罩戴上。
他說諮商師會開功課給他，「下次回來前，可不可以試著整理房間？」諮商師聽到他一直想爬山，也建議他爬山。真的去爬了？「對，我發現快諮商了，就趕快去做，變成一個小動力。」我真的以為歷經谷底的他，正在努力往上爬。
只是狀況時好時壞。看完《理大圍城》那天，他傳訊給我：「哈哈，剛才有點嚇到，給一位來自香港的東吳學生認出來。」過一陣子，他又忽然傳訊：「我現在的生活幾乎跟香港人脫鉤了，除了我以前的朋友和家人，目前在台灣的生活都是跟台灣人接觸。我今天還可以度過每一天，是因為台灣政府幫我，老師給機會，同學關心，還有我自己吃力的求生存。」
然而他話鋒一轉，「在台灣又格格不入。別人看我只能看到香港這個標籤，但其實我什麼都不是，我都不大知道自己是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