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他就想，「只要能從警局出來，就離開。」來到台灣近3年，阿金的生活漸趨平穩，幾乎是太平穩了。上回受訪，他說自己看到抗爭相關報導會心跳變弱、全身發冷，大熱天也想穿外套。但今年初《時代革命》上映，他還是去看了，不覺得很折磨嗎？他說：「折磨一定要啊。那很像刀子，你不磨不利。我只知道抗爭方面要做什麼，人生方面我不明瞭。」
不明瞭的人生走一步算一步，阿金如今在公立大學的熱門科系就讀，住在頂樓加蓋的租屋裡。帶來的港幣近10萬元，剩最後一點，次月房租6000元，「確定繳不出。」在香港他是室內設計師，來台後一度在市場宰鮭魚賺錢，但仍無法支撐生活。
時刻都想回港 荒謬幻夢
和多數在茫茫未來路上陷入憂鬱的人不同，阿金說：「我是知道未來在哪裡才憂鬱。」還是想回香港？他說：「我每一刻都想回去。」前年8月，12名香港人於保釋期間乘坐快艇企圖偷渡至台灣，最後被廣東海警局拘捕。事件發生後，阿金頻繁做同一個夢，「夢到我在香港醒來，開始計畫怎麼逃到台灣。」
他的電腦層架上放著藥袋，上面寫：「適應症：自律神經失調、焦慮症、恐慌症。」他說：「我知道我有PTSD，但我在香港沒有看過精神科醫生。我在香港都是靠著去抗爭現場治療PTSD，用我的腎上腺素。」
異鄉無戰事，他只能吃藥。阿金還做過一個噩夢：「我是恐怖分子，被警察追殺，頭部中彈，就醒過來。那是我第一次夢到自己死掉。我在裡面就一直（罵警察）屌你老母。」聽起來不是太愉快的夢，但他說：「我很喜歡做噩夢。」因為那也是一種「現場的治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