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面第1天，薩巴拿的1位巴勒斯坦朋友從以色列海法來訪，這代表這是一場難得的聚會。當3人話題愈來愈往國籍、公民權、政治架構、臨時方案、邊境安檢站等議題走，也愈發覺薩巴拿義式濃縮喝得很凶，菸抽得很重。「這裡的狀況是不可能有誰能完全了解的，對你們來說太複雜了。」他頻頻搖頭。
上個月從參與比利時漫畫節慶回國時，薩巴拿攜帶的、創作半年的長幅卷軸作品（以巴勒斯坦歷史為主題）才遭以色列海關扣留沒收。
8月份，他則即將因《黑白巴勒斯坦（Palestine in Black and White）》的發行，飛往倫敦配合宣傳。這本書是薩巴拿2013年因漫畫遭以色列逮捕入獄後大量創作的成果，也是2017年美國第一版《白與黑（White and Black）》的英歐版。
然而他的創作主題並非總是以巴國族糾結，針砭對象也並非僅僅以色列或國際社會（譬如最近常畫的川普）。相較之下，對巴勒斯坦自治政府（Palestinian National Authority）、任何當地政黨均砲火猛烈的諷刺漫畫，也多次得罪巴勒斯坦權威，令他遭受威脅。
薩巴拿英文署名「Sabaaneh」中的「b」總有顆很大的肚子與放射狀細線。直到看見他家中的仙人掌，才知在輾轉遷徙的童年裡，仙人掌成為他對巴勒斯坦最深的印象。他從家鄉傑寧（Jenin）帶了幾株多肉盆栽到拉馬拉家中花園，在自己的工作空間與花園之間，放了張矮矮的大圓桌、調色盤和各種作畫工具，讓4歲的女兒盡情揮灑。翻出一疊收藏整齊的女兒作品，他說：「我希望記得它們」，彷彿深知自己隨時可能入獄。
我問起工作桌上的維他命，他苦笑描述，一邊支撐家計一邊抽空創作的他其實已長期飲食失調。即使如此，他仍煮了一杯濃濃的阿拉伯式咖啡遞來，搭配中東椰棗製成的甜點。
工作室裡充滿畫作與雕塑作品。正對門口的兩幅肖像，則是他不得碰面的加薩畫家Moutaz Naem，輾轉託人帶給他的重要油畫：31年前遭暗殺的巴勒斯坦漫畫家納吉‧阿里（Naji Al Ali），以及46年前遭暗殺的作家哈桑‧卡納法尼（Ghassan Kanafani）。
不畏觸怒以色列、巴勒斯坦、國際社會
縱使由於歷史包袱、顛沛身分與政治糾葛，創作諷刺漫畫的薩巴拿常被視為立場鮮明、渴望傳輸理念的持筆運動者，但他堅持，自己其實注重藝術表現更大於故事意念；閱讀他人漫畫時，最受震撼的也是視覺呈現而非故事線。
他認為創作者不必解釋作品，不過區分目標群眾有其必須性。面對訊息較鮮明的漫畫作品，以及與隱晦的藝術畫作，他也分別簽上英文、阿文不同形式的署名。
新版的《黑白巴勒斯坦》封面相較於舊版《白與黑》封面，敘事、政治意圖都更強烈，但他偏好前一版藝術氛圍濃厚、細節豐富的封面。他也透露，自己偏好原標題「白與黑」勝過「黑與白」，表示因為：「白色代表希望。」
以巴勒斯坦為題的這本創作，在巴勒斯坦當地反而找不到、亦無出版社接洽。除了在地書店本就稀少，依據他的解讀，熟悉在地命運的巴勒斯坦人對廣泛的巴勒斯坦故事興趣索然，當地亦無足夠出版資源，因此這樣的故事，目標群眾為國際社會。相較之下，國際社會對複雜的在地政治，如哈馬斯（Hamas）、法塔赫（Fatah）、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等政黨派系間的勾心鬥角，不若對以巴衝突來得有興趣，因而這類議題的目標群眾為在地讀者。
如此不捨棄任何批評對象、並區分目標群眾的諷刺漫畫創作路線，逼迫他大量閱讀國內外新聞，並在試著每日作畫、對事件做出回應的同時，思考最有效率的傳播方式。16年來，這些作品發表在阿拉伯世界各報社、國際漫畫通訊社（如荷蘭的《漫畫運動組織（Cartoon Movement）》）、個人社群平台（臉書及推特），激起不少情緒。
這也令人想起納吉‧阿里──至今最知名的巴勒斯坦漫畫家。由於不畏譴責多方領導及政治力量，在面臨數次性命威脅後，他在1987年前往倫敦報社交稿前遭到暗殺，凶嫌疑似來自巴解組織。
薩巴拿確實在納吉阿里的漫畫中長大。他回憶：「他是對我影響最深的漫畫家。」在8歲得知阿里遭暗殺前，小學時光都在於科威特度過的他，透過母親的故事及分享，而認識阿里的「韓達拉（Handala）」等漫畫。
「他那時沒有家鄉」，薩巴拿曾這樣形容阿里。阿里在以色列建國後被迫離開巴勒斯坦、移居黎巴嫩難民營，此後曾有數年遷居科威特並為當地媒體作畫，直到得罪阿拉伯世界不少政權，顛沛移居倫敦。
薩巴拿則於1979年在科威特出生，雙親皆是巴勒斯坦人，12歲時波斯灣戰爭爆發，舉家於1991年遷至約旦。
在約旦住了7年後，薩巴拿到巴勒斯坦就讀安納札大學（An Najah University），漸漸在巴勒斯坦生根。雖然自認為巴勒斯坦人，他擁有的公民身分屬於約旦（由於父親於1967年六日戰爭時所在的科威特曾提供支援，父親擁有約旦公民身分，並給予了他），並認為巴勒斯坦人的綠卡ID不代表真正公民身分──身分認同的難題，對出國一趟必須穿越巴、以、約國界並透過約旦安曼機場（QAIA）出入境的薩巴拿感觸格外深刻，亦時常在對話中提及。
2013年2月，薩巴拿從安曼洽公返回巴勒斯坦時，在約旦與以色列之間的口岸被以色列軍方逮捕。（回想上個月被奪走的畫作，他自嘲：「我和這個口岸真有緣！」）他在以色列海法附近的al-Jalameh監獄遭審訊，除了一開始播通電話回家、並請家人不要探望外，「對他們來說太遠了，我的母親也很老了……」往後便無法聯繫家人。
2個月的審訊後，他被以「勾結哈馬斯」為罪名遭轉至Naqab監獄，服刑3個月。即使試圖辯解自己並無勾結哈馬斯，且常以漫畫批評哈馬斯：「其實連哈馬斯都討厭我！」然而常遭以色列網民攻擊的他，深知以色列也討厭他──入獄其實在長年預料之中，他多次強調：「非因我是漫畫家，這是巴勒斯坦人共同的命運。」
《白與黑》：一片如同露天監獄的國土
入獄期間，薩巴拿意識到自己思想上的轉變。「入獄前，看待進入以色列監獄囚犯的眼光是英雄式的；然而入獄後，覺得囚犯不是hero，而是human being。」他拒絕以英雄角度歌頌囚犯，而是還原平凡人物的姿態，細細勾勒獄中每個角落與面孔，描繪出人們聽足球廣播、進食、上課等場景，完成了約300幅草稿。
如今他抽出獄中繪圖草稿，翻閱其中一本橫條紋、上下翻的筆記本，激動地說：「英雄不需要幫忙！但是這些是『人』，他們需要援手。」在獄中，薩巴拿萌生了出獄後以展覽發表作品的想法。
然而為避免以色列獄方發現並破壞作品，獄中作畫時，他刻意將具有辨識性的監獄細節留白，如柵欄、手銬、大衛星、起居空間等。紙面上看起來如超人、足球明星的熱血故事，彷彿僅是一位普通年輕囚犯的瑰麗遐想。
薩巴拿請服刑期滿的獄友幫忙夾帶漫畫給家人，以及給予當時合作報社《Al-Hayat al-Jadida》刊登。
出獄後，他將這些漫畫的細節補齊，為展覽做準備。其中一幅作品於出獄當年獲得阿拉伯諷刺肖像競賽（Arabic Caricature Contest）第3名，筆記本中那張線條凌亂、獄中作畫的鉛筆原稿，仍被他珍藏著。
在資源有限的環境裡作畫，對薩巴拿來說相當熟悉。一生自學作畫的他，無論在巴勒斯坦、約旦都找不到販賣水筆或毛筆的文具店，鉛筆是唯一工具，畫風的發展也透過自行摸索。他指出，大學時期網路尚未進入巴勒斯坦，「只有在安納札大學可以找到一本阿里的漫畫書，只有他能做為學習模仿的對象。」
出獄後、2017年《白與黑》發表後，薩巴拿意外多了更多機緣出國，除了把握機會與各國漫畫家交流，也總是抽空參觀各國書店，買些精彩的漫畫作品，再帶幾支水筆與毛筆回家。
如今工作室一角，書櫃裡外堆疊數十本視覺文學著作，比巴勒斯坦任何一間書店的漫畫收藏（若有的話）都更豐富多元。他感慨：「這是巴勒斯坦找不到的角落。」在人們被迫與外界隔絕的西岸，依然鍾愛紙本的薩巴拿為自己建起一座小圖書館，作為望向國際漫畫的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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