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潔書評〈帶著創傷向前走〉全文朗讀
悲傷的人遲早會落得孤單，那時他的悲痛還沒有消失，或者已經不允許他再談仍然占據他全部世界的那點事了，因為那個痛苦的世界讓人難以忍受，無法靠近。他發現對於他人來說任何不幸都有期限，沒有人習慣凝視痛苦，那種場景僅在短時間內可以容忍。（《如此盲目的愛》，頁56）
不幸有沒有期限？乍看之下這是個奇怪的問題，沒人會為不幸與悲傷訂下復原時程表；然而事實是，對於任何非「切身之痛」的災難，社會集體遺忘的速度總是如此迅速。我們希望別人盡快從創傷中「走出來」，不願看到他們長期「耽溺」於傷痛之中，因為那些災難的記憶往往令人不安、不想記起，更不願想像它們有可能發生在自己身上，因此，當災難的受害者不符合社會「放下傷痛向前走」的期待，同情與理解就有可能慢慢轉變為冷漠與不耐。
這正是何以2014年4月16日，由韓國仁川前往濟州島的世越號船難發生後，社會輿論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已出現各種反彈的聲音：「他們要的只是錢」、「他們憑什麼能享有優待，予取予求？」（註1）等網路留言不時可見；或是認為投身救援的民間潛水員必定得到高額薪資，只說自己「身體和心理都受到了傷害，可是對報酬都隻字不提」（《謊言》，頁23）；甚至有少數極端人士在光化門廣場上，以暴食來表達對靜坐絕食的罹難者家屬之諷刺（《謊言》，頁180）。
然而，災難的受害者從來不只是新聞報導中的數字，災難的持續時間更絕非僅止於世越號逐漸沉入海中的那數十小時。根據媒體報導，這起悲劇共造成304人罹難，172人生還，但獲救的檀園高中副校長，兩日後在珍島室內體育館附近的野山松樹上吊身亡；某位生還船員的女兒，因父親棄船逃難行徑帶來的壓力而自殺；小說《謊言》當中民間潛水員羅梗水的原型金冠灴，來不及看到書籍出版，就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還有無數生還者與罹難者的家屬，在創傷記憶中浮沉。「我們大人活到這歲數，到現在才參加幾次喪禮而已；我的孩子才18歲，已經奔了數十次的喪。」（註2）不安、不明疼痛、放棄原本的人生規劃、父母為此辭職照看孩子……是這些生還者家庭的新日常。
有些人的生命從此永恆地停留在那一天
這些人，都是在災難「之後」仍在事件中的人。災難將受害者以不同形式捲入，有些人的生命從此永恆地停留在那一天，但對於倖存者、罹難者家屬與救援者而言，事件從未結束，如同賴香吟曾說過的：「見證何其沉重，我到底見證了什麼，不弄清楚，簡直時時有滅頂的恐懼。」（《其後》，頁68）如果說《謊言》是作者金琸桓試圖透過見證者的記憶，將沉入海底的世越號事件真相重新挖掘出來，弄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又為何會發生，並對造成這一切的韓國政府之強烈控訴；那麼這部《那些美好的人啊》，就是他對仍身處滅頂恐懼中的見證者，溫柔的陪伴，是對他們見證的見證。
某意義上來說，《那些美好的人啊》是一部關於「餘生」的故事，關於那些活下來的人與被留下來的人，（該）如何繼續活的故事，是關於心願與遺憾的故事。但它絕非那類盲目鼓吹堅強樂觀、面對創傷的勵志系「失控正向思考」作品，相反地，小說中許多角色其實不知如何活或甚至不想活了。〈할〉就是典型的例子。在這篇小說中，曾參與救援的民間潛水員崔真澤因為嚴重的後遺症，不願高額的洗腎醫藥費連累女兒，因此決定上吊自殺。
但乍看之下有點荒謬的是，他卻為了如何找到一棵合適的樹陷入了苦惱，於是他開始查閱圖鑑與網站、每日利用登山散步物色樹種、挑選高度、粗細、視野都符合理想的樹，再細細選購顏色低調的梯子、輕便又易打結的潛水塑膠管……好不容易一切就緒，一位罹難者奶奶臨終前想見潛水員一面的心願，卻硬生生打斷了他的計畫……
對於讀過前作《謊言》的讀者來說，很容易聯想到小說中的崔真澤，有著金冠灴潛水員的影子。相較於在真實生活中自殺身亡的金潛水員，金琸桓安排真澤的行動失敗，毋寧有著用小說撫平現實缺憾的意義，但除此之外，他其實也透過真澤的謹慎、心軟、和尋死之際仍選擇救人的種種行徑，讓讀者去感受與思考，是什麼樣的創傷經驗，讓這樣的人不想／無法活下去？
「走出創傷」宛如對受害者的背叛
另一方面，無論是倖存者或家屬，這些被留下來的人，許多時候會陷入強烈的罪惡感和無力感，「走出創傷」宛如對受害者的背叛，這讓他們選擇將自己持續拋擲在痛苦之中，如同記者楊虔豪在本書導讀中提到的，有罹難者家屬表示：「太難過而試圖自殺的父母實在太多，他們都得接受創傷治療……但也有當事人擔憂，這樣對孩子經歷的痛苦與思念會減輕，因此不願接受治療。」（頁280）就這個角度而言，《那些美好的人啊》其實也是一種創傷治療，提供了「帶著創傷向前走」的多種可能。
我們過去所熟悉的悲傷療法，總是鼓勵當事人盡早「走出」哀傷。《那些美好的人啊》裡面的許多角色，則相當近似珍妮‧斯皮迪（Jane Speedy）在《敘事研究與心理治療》中提出的，對於傳統創傷處理之普遍信念的「懷疑」立場。不同於那些主張和悲傷「達成協議」、完成告別且「從此出發」的論述，Speedy主張「將我們個人的失敗建構為可能的反抗」（Jane Speedy，頁187）她認為在喪親之慟的習俗與論述中缺乏的，正是對於繼續發展我們與逝者關係之邀請。（頁195）也就是說，如果對生者而言，持續思念以及「在事件之中」就是他目前繼續活下去的辦法，那麼我們為何不能將這種「試圖走出悲傷卻失敗」的過程，視為一種面對甚至抵抗創傷的方式？
因此，小說中的每個角色，似乎都以某種儀式性的行為，擁抱各自的哀傷：朴在敘的母親在事件之後得了失語症，但其實她「一直都能說話，只是不想開口罷了」（〈尋找〉）；車正煦的父親堅持取得他的登機證，並且在護照蓋上出境章，因為只要「這本護照在沒有蓋下入境章前，就代表他正在環遊世界」（〈不回來就是最棒的旅行？〉）；尹賢真為了理解在二十九歲的年紀殉職的老師，希望用自己的人生填補老師留下的空位，立下了在二十九歲時要回到母校任教的心願，儘管她「只有二十九歲要返回母校任教的目標，卻沒有在接到任教通知後到底該做些什麼的計畫」（〈濟州島來信〉）；盧京浩不顧膝蓋的傷，為曾經協助過罹難者家屬的宋律師助選，在競選活動的最後一天，他穿著哆啦A夢的玩偶裝，在櫻花樹下祈求任意門帶他回到沉船前的那個晚上（〈贏了的人們〉）；沈承泰在船難時被同學林燦宇所救，在船難一千天之後，他代替燦宇送了那條他們曾經討論過卻來不及買的，要送給媽媽的橘色圍巾（〈心留在這裡〉）……
邀請讀者成為那絕望者身邊守護的人
事實上，這些行為沒有任何一項改變得了現實，也未必真能帶來心靈上的撫慰，一如那位再怎麼吶喊著任意門，也無法穿越時空的哀傷父親。但這些近乎儀式的行為或選擇，仍有其重要的意義，因為那是他們記憶的方式，是他們與逝者溝通的言語，是他們「失敗的抵抗」。而這一個個與創傷共處的故事，就有可能匯集成力量。因此，金琸桓在訪談中說，這部小說裡的故事，是試著在「陷入絕望的人身邊安排另一個人，守護那個獨自陷在絕望中的人」（見文末影片〈新書剖析篇〉），透過這樣的守護與陪伴，或許就有可能慢慢稀釋那無邊的絕望吧，當「八個人身邊又多了八個人，然後又再找來了八個人。那瞬間就算充滿殘忍與痛苦，充斥著再也無法挽回的悲傷，那怕是跨越了生死的界線，……他們可以成為黑暗中守護彼此的防風林。」（頁258）
因此，整部小說的最後一篇，安排了小說家卓侮辱與編輯琴昭珍的故事。卓侮辱因書寫船難而陷入了自己是否在消費災難的自我懷疑，昭珍則以剛去世的老作家的一段話安慰他：「要挺過巨大的痛楚，熬過沉重的悲傷，其實不需要同等的喜悅，日常生活中的小小喜悅就足夠了，所以不必去尋找什麼了不起的快樂，『走到那些受了傷的人們身邊，去分享你的小喜悅吧。』」（〈小小的喜悅〉）這幾乎已經是白話版的「作者的話」了，是金琸桓的留言與邀請，邀請讀者成為那絕望者身邊守護的人。
但守護的前提，或許仍是對於悲傷與痛苦的記憶。如同全書第一篇〈眼睛〉裡，那位自稱「眼睛蒐集家」的生還乘客「我」的敘述：一位將救生衣讓給朋友的女孩，在沉船前與他視線相對，但隨著船體快速傾斜，一切救援都已無望：「我無聲的注視她的眼睛，那對瞳孔就像又大又圓的黑洞稀釋著我。……我的眼淚落下，滴在她的眼睛上。……而我唯一能做的只有低頭望著她，把她的眼睛存進心裡。」但也因為那一雙仍沉在心底、存在心裡的眼睛，因為那曾經交疊過的眼淚，因此不會遺忘，也不該遺忘。
本文作者─黃宗潔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系學士、國文學系碩、博士。長期關心動物議題，喜歡讀字甚過寫字的雜食性閱讀動物。著有《生命倫理的建構》《當代台灣文學的家族書寫──以認同為中心的探討》《牠鄉何處？城市‧動物與文學》《倫理的臉──當代藝術與華文小說中的動物符號》。現任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