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中影幾個月後,廖慶松認識國立藝專畢業(現在的台藝大)不久的侯孝賢,雖然侯孝賢不是中影員工,卻因為接案經常出入,逐漸成為廖慶松有如兄長、老師般的合作夥伴。廖慶松說,當年中影除了拍電影,總經理明驥也會去接一些像是「陸軍小型康樂」之類的影片,那時他們就會趁著這些機會練習電影技術。
廖慶松表示:「那時沒辦法同步剪接,但現場有錄一些聲音,我們就把聲音轉成16釐米的光學,然後用美國最早剪接的機器,一邊可以放聲帶、一邊可以放畫面,聲音與畫面可以連結起來。因為是站著的機器,我在那個機器前剪接站了好幾個月,站到膝蓋都快受傷,那台機器應該在國家電影資料館,當年史蒂芬史匹柏剪《大白鯊》也是使用這一型的機器。」
進入1980年代,中影公司陸續推出《光陰的故事》《兒子的大玩偶》等片,帶動台灣新電影風潮,侯孝賢、楊德昌、張毅、萬仁等新導演的加入,給廖慶松新的刺激。 「我在中影做了6、7年,忽然發現電影可以更靠近文學、更貼近社會,變成文學、社會學、甚至哲學的概念。」他形容那段時間是自己的「海綿期」,每次剪完電影,就會逛書店買一堆書看,吸收知識,彌補不足。
廖慶松說:「他們刺激我一直看書、一直看書,只要他們一走就是我的海綿期,我就知道剛才和這些導演合作我少了什麼,接著我就會花一個月或幾個禮拜看書。所以他們對我的觀念就是:有個人衣服都不換,一直在看書。沒辦法回家換呀,因為一年差不多一半以上在加班,都熬夜趕片。那個年代工作很慢,但上檔很快,一個片子兩個禮拜就過去,做不完,每天一直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