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的超愛看電影，從小會在家玩木箱裝舊鏡頭，放照片在裡面，講故事給人家聽，還收門票，一個人收一、兩塊銅版，小孩子就來看。我家附近有個小孩他爸爸在戲院當放映師，當他爸爸在吃飯時，我就坐在戲院二樓最後一排，看大銀幕，跟我後來看剪接機的感覺完全相像，就是那種狀態。有時戲院沒人，你會覺得這空間都屬於你，看到影片放映就有種快樂的感覺。」廖慶松談起小時候如何喜愛電影，眼睛發亮，童年的夢想引導他進入這行。「1973年中影訓練班第一次招生，我太開心了，趕快就來。不過那時性格內向，所以就報名剪接班，如果今天的我一定報名攝影班。」
廖慶松進中影第一部參與的電影是丁善璽執導的電影《英烈千秋》，當時他跟著師父汪晉臣學習。「師父在剪《英烈千秋》，我站在後面看，旁邊就是丁善璽導演。」廖慶松說：「那時我在技訓班，他們認為我可以做這行，所以技訓班尾聲就開始去中影上班。汪晉臣師父是浙江人，曾經剪過《我女若蘭》《龍門客棧》；另一位師父王其洋是山東人，剪過《古寧頭大捷》《筧橋英烈傳》；還有年紀更大的《寂寞的十七歲》剪接師沈業康。師父們的鄉音都很重，一開始我要聽很久才懂。那時的中影有些技術人員是從中國大陸來的，他們先撤退到香港，再到台中農教公司，然後轉到中影。講起來，中影還是有一種中國大陸電影的傳統，而且是大廠的傳統。」
這批師父都是當年出色的剪接師：沈業康曾以《寂寞的十七歲》拿下金馬最佳剪輯；汪晉臣以《我女若蘭》《家在台北》《新娘與我》三度獲頒金馬最佳剪輯；王其洋則以《筧橋英烈傳》獲金馬最佳剪輯。
當剪接助理時期，廖慶松總是在旁邊待命，跟著師父學習，不過師父通常話不多，助理得眼明手快，了解師父的需要。到現在，廖慶松常會告訴自己的助理：「什麼是好助理？就是師父一停，你就知道他要什麼，講都不要講、你全程和他同步。他在剪片，到那裡是什麼問題？為何要停？」他也笑說：「以前老師父不像我要求那麼嚴格、也不太說理論，多半是身教，但我會碎碎念。」
至於對「新電影保母」、「新導演保母」這些封號有什麼看法？廖慶松說：「都是為了保護電影，只是時代不同，被說的頭銜不太一樣。由於 1980年代的中影有老製片廠的很多攝影師、燈光師、錄音師，新導演會有壓力，所以我就很努力去做溝通的橋梁，不只照顧片子、還照顧導演的人際關係。」
廖慶松記得「新電影保母」是民國72年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辦「台灣電影展」，「當時我自己下結論說：假如導演是影片生母的話，我就是那個奶媽。但後來他們寫成保母，大概香港人認為奶媽就是保母。我覺得有機會讓電影不再是那種三廳電影，認真探討社會文化和都市、國家的轉變，應該要好好照顧這些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