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老師蔣伯欣在2019年性平調查後自行離職，當事人們並未被直接告知調查結果。今年當事人們發布網文「前台南藝術大學教授蔣伯欣事件」，才耳聞當時的懲處結果為停聘3年。
安妮（化名）是網文中的案例一。她大學二年級時與蔣伯欣逐漸熟稔，接著被載到海邊，遭親吻、摸胸，安妮事後得知對方已婚，感到震驚難受，卻因老師苦苦哀求無法離開。她在證言中痛陳：「到了大三下時，我已身心俱損，再經不起這樣的折磨，最終決定休學。他希望我一輩子當他的地下情人，我沒辦法再繼續待在這樣的關係裡，也沒辦法再承受他在性上的不斷索求。他在性上不負責任的態度更常讓我不知如何應對，如進行性行為從不使用安全措施、買避孕藥要我吃，吃了以後還有副作用，他知道後責怪說是我的問題，讓我苦不堪言，即便當時我真的很難受，卻也不敢要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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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擔心安妮仍處於強烈情緒風暴中，但她勇敢接受我們的通信採訪，斷斷續續地傳來：「我是從北部一個人來南部念書，沒有機車，也沒有很熱絡的人際網，又剛剛結束為期一年多分分合合的戀情，身心狀況特別差。」「我認識他時剛滿20，由於我家庭成員單純，父親是公務員，只有一家三口人，我高中又念住校女校，因此我對男生比較沒有了解，也沒有太多防備心。」
「我還在學校到剛離校時，是相信他所說的—我是他唯一一個意外，直到離校幾年後，因朋友在學校念書聽到一些蔣的事情，我才知道蔣根本不如他所言。曾經他是我信任的人，沒想到只是滿口謊言的騙子，我實在沒有必要幫他隱瞞。」
我們從文字無法準確判斷安妮的情緒，但她數度欲言又止：「在老師與學生的關係裡，很多時候我真的只是單純想請教課業上的問題，但他總是想入非非…」「像是邀我看藝術電影，實則是另有所圖，因為電影內容相當腥羶色。」從網文及信件描述，可推測安妮曾出現解離症狀，並在看了林奕含《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後才較能明白自己曾經認為的「愛上老師」，實是「誘騙青澀女學生」。
安妮從南藝大休學後考上其他學校，試著繼續學業，問安妮，過程是否特別辛苦？她回覆：「我到其他學校只要看到男老師特別看我，我就會覺得不舒服。」男老師成為心魔，她無法完成學業。
即便關係結束，傷口仍在持續流血，明顯影響學生受教權。何況藝術圈狹小，相關科系學生畢業後也難逃老師影響。
藝術圈狹小 利害關係影響至深
網文中的案例二小菲（化名）與我們約在北美館拍照，她在南藝大就讀時也多次遭蔣伯欣以言語、肢體碰觸暗示，並藉故邀約單獨校外見面，趁機試探。她歸納，蔣伯欣專挑獨來獨往、個性內向、身材高挑、大眼睛、外貌姣好的女性。她記得接受性平調查時，有委員詢問：蔣伯欣若因為這件事情被解聘，妳會不會覺得很可惜？她記得當時回答：「一個老師敢在校園裡對學生做這種事，就已經是拋棄學術專業。難道損失一個女學生就不可惜嗎？」
小菲氣憤起來：「我看到有人在靠北藝術說，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情欲不是自然流動的嗎？我心裡想說，老師跟要打分數的對象談戀愛，這跟收賄有什麼兩樣？」她記得有個學期修蔣伯欣的課，坦承當時大半學期都在蹺課，「那堂課我最後拿到的分數是94分，另一個很認真、報告做得很好的同學也不過就拿到89分，雖然我好像是受益者，但我沒有這個意圖，卻明顯知道他給的分數完全不公平。」
藝術圈#MeToo之所以特別難發聲，原因在於師生間的緊密合作從學院延伸到產業界。「台灣只有三間藝術學院，學生畢業後勢必流入藝術產業，不管是藝術媒體、畫廊、策展工作，碰到的都是同學、老師。他們要找專業學者背書的時候，當然是找以前的指導教授，老師也可能跨領域變成策展人，或是藝術獎項的評審，老師又再把這些學生送進他自己策的展，或是評審獎項裡。因此，占據高位的人會獲得很多包庇，底下的人也會下意識覺得不能得罪他。」
「（受害者）發聲的話，不只得罪一個老師或某個美術館館長，可能還會得罪客戶、老闆、甚至身邊的同事，同時也是他們提攜的後輩。這個圈子非常狹窄，你每天看到他們在Facebook上面互相tag、互相吹捧，就會知道這些人的綁定是很深的。」
藝術工作者中，女性比例遠高於男性，父權結構卻無須遮掩，赤裸裸肉眼可見，「尤其是畫廊圈，像我面試過的一些公司，老闆也不諱言地說，如果妳的照片不夠好看，我不會找妳來。」即便年長女性居於上位，仍可能要求女性下屬忍受性騷擾。小菲舉例，她曾在一家畫廊工作，女性主管「會特別安排外型不錯的同事在最靠近辦公室門口的位置，要求臉上隨時都要掛著微笑，讓客戶、同行進來時感受到友善。我心想，我不是來當服務台或禮賓小姐的！」她應徵的職務是行政人員，事實上處於性騷擾高風險環境，「大家一定聽過一些傳聞，例如被客戶吃豆腐的話，是不會有人幫妳解決的，能夠接受再進去。如果站出來，勢必要犧牲掉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建立支持網 妥善輔導充分溝通
小菲當年沒有與老師發展關係，但她能同理安妮的感受，認為學校應該要提供心理輔導資源與安全支持網絡，「雖然已經滿18歲，可是還是涉世未深，當初跟老師合意交往，真心付出一段感情跟時間，可是事後發現完完全全是被騙了，受到的情感傷害是更重的，要花很多時間走出來。」
修法後，一對多、師對生的性別事件均需擴大、併案調查，且調查委員需全部外聘，避免師師相護。立法委員范雲解釋，關於成年師生戀，原本〈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已有規範，此次修法差別只在於將子法中的條文加入母法，且需涉及利用不對等權勢關係。她指出，美國在#MeToo事件後，大學院校中目前有52.51％的學校並沒有對師生戀進行規範；有條件禁止師生戀的有18.62％，完全禁止的有9.79％。她舉例，國外某些學校要求師生戀一旦發生需向系所通報，「透明比不透明好，報告之後你們的專業關係就改變。」
助理K提供國外經驗：「很多事情沒有嚴重到要告到性平會，例如在課堂上調查學生是否有性經驗，這種不恰當的教學內容告到性平會太勞師動眾，應該有一個合理的溝通管道，美國的大學有town hall meeting（市民大會），系上也會定期發問卷讓大家寫。台灣人不一定適合這種形式，也許匿名比較願意講，學校可以考慮如何促進溝通，包括師生互動、教學內容、歧視、性別平權。」
性平路漫漫 加強文化情感教育
「愛情本身是自主，可是我們要處理的是因為權力關係、使得這個同意本身無法是真正的同意。雖然也有男老師和男學生、女老師和男學生的例子，但通常還是男教授跟女學生，我們在文化和情感教育上也要努力，從這種偶像崇拜中解魅，更建立愛情的自主性和平等的關係，這是女性主義要繼續努力的。」范雲說。
問她有沒有話想對受苦的學生說？范雲彷彿回到台大社會系老師的角色，語重心長：「我們女性從小被教育成要在乎別人的評價，要有禮貌，當個好女兒、好學生，結婚後當個好太太、好媳婦，永遠都是她跟別人關係的角色，對自己的感受缺乏自我肯認。一個女人要『上嫁』，透過好的婚姻關係取得更高的地位，這樣的文化一直都存在，所以女性會習慣找一個比她更高、更強、更權威的人，一個男老師才會產生這麼大的魅力。性別不平等不只是機會不平等，也有對女性自我的壓抑，這是一個滿深層的性別、心理學議題。」
整場採訪中，小淨唯一一次流淚，是說起#MeToo運動發生後：「我收到助理K的信，她在信中跟我道歉，我非常非常難過。我們都是很善良的人，為什麼在自己還懵懂的時候受到這種操弄，被操弄到要互相跟對方道歉？她很自責，我也很自責，可是我們為什麼要自責？為什麼真正該自責的人沒有在自責？」#MeToo運動拉起一條線，讓她與其他受害者首次真正站在一起。她在證言中說：「說出這件事，也是為了我自己，我們都是張亞靜，沒被拍裸照的張亞靜。」
也是在2年前，她生了一場大病，「我收到非常多鼓勵和善意，會覺得自己很珍貴。以前我會一直想要去take care別人的感覺，現在我比較篤定，清楚知道我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人。」眼淚流淌，心裡的傷口開始結痂，終於懂了那是成長的痛楚與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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