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2017年接受本刊採訪，當時我們隨他參加蕭壠藝術節，身為重要的參展藝術家，他理應從頭到尾鎮場，但第二天有個長達4小時、大家逐一介紹自己作品的活動，他從一開始就不見人影，我們找到他，才知他已打算要脫隊偷溜，到市區去拍廟。他說：「我還是忘不了拍照啊！」語氣誠懇得像吵著要出去玩的孩子。
他拍照是這樣的，隨身攜帶一台比手掌還小的數位相機，默默看，默默拍，貫徹他的哲學：「拍照的人，眼睛是飢餓的。」他的作品受現代文學、存在主義和超現實藝術思潮影響，始終在尋找一種荒謬感，沒有頭的自拍影子，以高中同學黃永松為模特兒拍下坐石頭上的男子裸背照、面塗白粉照，都破壞大眾慣性認知，那麼不和時代唱同調，直接襲擊感官，怎麼解釋？前衛的代價是孤獨，但他從不躲避。
張照堂不喜歡被拍照，他說：「攝影家不該走到相機前方。」專訪時唯一破格樂於入鏡，是原先沒想他會答應的、用年輕時的「自畫像」遮住眼睛拍。
但能遮住多少？大師生平晾在網路上，誰都能窺見。1943年生於板橋，父親是內科醫生，7個孩子裡排行老五，國三時他向哥哥借了台愛力斯牌120相機玩，就此踏上歧途，回不去了。張照堂自承從小就是孤獨的孩子，但「孤獨很好，保持獨立孤單才有時間做自己的事。」意即往藝術領域拓荒。
拓荒不易，父親希望他學醫，但就讀成功高中時他即加入鄭桑溪指導的攝影社，保送上台大土木系後也沒好好念，一直在關心文化和藝術，持續擴張內在景深，猶如軟件升級，要把眼睛運用到最極致。知道自己要什麼，入伍前，他和鄭桑溪合辦了「現代攝影雙人展」，照片一路展到台中、高雄和基隆去，同時他又一聲不響和住同條巷子的女朋友跑去公證結婚。
他排斥無聊體制，但退伍後，還是不得不工作，先進廣告公司，一年後去電視台，做的雖都是拍動態影片，但純粹需要收入，最鍾情的還是靜物攝影。兒子張世倫說：「大家以為家境好，做什麼事都方便，根本是誤會。非不得已，他不可能向家人低頭要資源。」或也是因為選擇的路未獲父親諒解，大學時甚至曾在爭執後逃家一個月。
他用「管不動的」4個字為自己的年輕歲月下註解，但叛逆性格從未隨青春消逝，一直在他作品裡展現，非不一樣的東西不做、不拍。新北市政府委託他編《看見淡水河》，他不放夕照、不放水筆仔、不放紅樹林，封面放李鳴鵰的〈牧羊童〉黑白照。
除了不同，他也不讓自己做簡單的事，去找、挖、編老攝影家的作品即一例。那在當時是未彰顯出價值的事，但他已嗅出必要性，拓荒的手伸進鄧南光、張才、李鳴鵰等前輩攝影師家中，讓已逝的時代重新顯影。他為電視台做的節目也關注庶民生活，祭典、古厝、傳統文化，家裡都留有母帶。因為被國民黨政府胡亂配上政宣旁白而被奉為「都市傳說」的安東尼奧尼紀錄片《中國》，他也留了一份，就算無暇整理，出國仍必交待兒子：「一定要來給除溼機倒水。」
他和學生感情好，樂於提攜後進，看見好作品就拉一把，甚至幫忙挑展覽作品。但學生張景泓卻講出他不留情的一面：「東西很爛他會不講話，如果整個看完只有『嗯』『喔』，那就是no good。」張照堂沒否認，說：「我覺得藝術不能勉強，會順著學生的能力，因材施教。」非科班出身，張照堂一向實踐重於理論，最喜歡帶學生做田野，看著來時路指引方向，叫學生也去接觸文學、音樂、戲劇。
不過，牽涉到作品，他眉角還是很多。跟他合作雜誌專欄的台南藝術大學教授龔卓軍提到第一次沒有印好，張照堂看了只說：「如果印成這樣，以後就不用合作了。」攝影師陳伯義也說：「他看照片是從不含糊的，照片裡有什麼，一看就知道。一次我急著向他解釋照片是怎麼弄的，他就有點生氣地說：『照片自己會說話！』」
一個人走了那麼久，終究累了。他近十年常進出醫院，拿藥、看病，看見他人難受的病痛，也有新的體悟，「像一隻已經喪失生命力的野獸，被關在一個房子裡。」而他在醫院仍拍照，還分析益處，「穿著病服拉著點滴，人家比較不會覺得被侵犯，因為你也是其中一分子。」
謝謝張照堂老師一雙敏銳、叛逆、積極為台灣人文風景拓荒的眼睛，像一隻仍在野地奔跑、獵食的獸，永遠飢餓，永遠能找到別人尋不著的食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