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聲後，網路攻擊讓她進入半流亡狀態，這幾年，她來回於倫敦、日本，最近在柏林租了公寓，卻覺得柏林的天氣過於陰暗。去年她帶著一只行李箱奔波各地影展，不斷談論自己的創傷，她坦言感到疲累。「我確實在找一個適合居住的城市，讓我可以安定下來，建立一些東西。我不知道我的人生會走向哪裡，所以我只是活在當下，看看哪裡讓我覺得舒服和安全。」
她在日本總是戴著墨鏡或帽子，但她厭倦了一直害怕。疫情期間，每個人都戴著口罩，她反而決定不再偽裝，「因為太累了。有次生日，朋友送了我一件防刀割的坦克背心，我心想：『哇！難道我以後要每天穿著嗎？隨時擔心有人會來刺我？』有時我去危險的地方採訪時，我會穿著它，但如果在日本真的有人攻擊我，我也無能為力。」更多時候，傷害來自網路上匿名的惡意，「聽到那些攻擊和威脅總是很難受，他們的目的是想讓我活在恐懼中，所以我不想讓他們得逞，我不能放棄。而且如果有類似經歷的人看到，也可能會造成傷害。」
2020年，伊藤詩織控告3名在推特發布諷刺圖文的網友，求償770萬日圓損害賠償，並要求刪除貼文。「我全部勝訴，當時針對網路酸民提起民事訴訟的案件並不多，這算是首例。但我也發現即便贏了官司，有些人並沒有支付賠償，還是有辦法逃避責任，法律系統中還是有一些漏洞。」
靈魂之傷 潛藏生活如影相隨
她笑說考慮搬來台灣。有次音樂大師坂本龍一在台灣中部山區與原住民一起唱歌，特地發了訊息和影片給她，說她一定會喜歡這裡，邀請她過來玩。坂本龍一是在輿論一面倒時，最早公開支持她的名人，話鋒一轉，她神色黯淡下來，「他本來打算為這部電影配樂，但後來他過世了。」
事件已經過了9年半。那些觸發創傷的因子總是藏在日常生活細節，在毫無防備時襲來，有次她猛然想起，已經四年沒有看櫻花了，只因案件發生在櫻花盛開的季節。為了紀錄片，她拍了隨波逐流的櫻花花瓣，似乎象徵不再一樣的日本。「去年4月，我在巴克利（靠近舊金山）和朋友一起看櫻花，那剛好是影片放映完，我們在櫻花樹前拍照，當時我感覺，我可以呼吸了。」她淡淡說。
2024年11月，伊藤詩織來台出席金馬×司法影展講座，與高等法院法官汪怡君對談。汪怡君說，社會對性侵案仍傾向責難受害者，強調是受害者「自找的」，藉此合理化性暴力，或淡化性暴力對受害者造成的創傷。「伊藤導演說：『強暴是對於靈魂的謀殺。』確實，受害者外觀上不會斷手斷腳、或失去生命，同時卻被期待要有特定性別、年齡、行為舉止，這影響了受害者如何對外敘述自己。」
「伊藤導演不是一個典型的受害者，更何況，受害者沒有典型。」汪怡君強調，與其說伊藤詩織是非典型受害者，不如說她的創傷反應模式非常典型：「她的日常場景是破碎的—遇害的飯店門廳、強暴案發生在櫻花季，加害者的禿頭特徵…日常生活的一切，好像從此就被潑墨汁汙染了。舉目所見，都能讓她想起受害經歷。」
片揚國際 在日上映備受阻撓
汪怡君回憶，座談會提及非典型受害者及台灣《刑法》性犯罪相關的修法環節，伊藤詩織壓抑著激動，邀全場給自己一個擁抱，「縱使伊藤導演表現得非常專業、神色上沒什麼變化，但我可以感覺，她覺得自己被理解了。」「她很想告訴大家，受害者不是各位想像的：軟弱、哭泣、悲慘的樣子；她可以過上自信、堅毅的生活。她的很多情緒，其實藏在眼角裡。」
《黑箱日記》在日本上映受阻，我們側面打聽，儘管加害者已離開電視台，但日本發行商仍感受來自政商的壓力，伊藤詩織的家人也還沒看過電影。日前美國傳來捷報，影片入圍奧斯卡金像獎紀錄片類前十五強候選名單，意味著離奧斯卡更近一步，為反攻回日本增添一絲希望。
影廳燈亮，啜泣聲此起彼落，台灣性暴力倖存者K是其中之一。「我朋友也是影像工作者，她陪我經歷性暴力創傷，很清楚那種『來來回回的痛苦』是怎麼回事。但朋友也說，如果她是導演，不會在紀錄片中收錄那麼多歡樂自在、有上妝的鏡頭，因為怕被人誤解…但隨即，她又對這種想法感到羞愧。」K忍不住與朋友討論：「性暴力受害者一定要是某種樣子嗎？我非常感激，伊藤詩織拍出真實的、受害者的樣貌。」
長期關注#MeToo運動的台灣劇場導演黃郁晴也在觀影人群裡。「我四年前讀了《黑箱：性暴力受害者的真實告白》。讀第一遍時，我不懂詩織為什麼不趕快切入（性侵）事件？當時的我，沒意識到詩織寫作時需要多麼努力節制情感—只有把自己當成記者，她才能活下去。」
影廳裡，陸續有觀眾哭泣坦白自己如何活下去；有人分享自己幾歲遭猥褻、幾歲遭性侵…，伊藤詩織聞言，立刻衝上前，給對方一個擁抱：「盡一切努力倖存下來，不是每個人都要站出來發聲，只有你自己最清楚怎麼做最適合，別人的雜音未必正確，一定要繼續相信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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