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自殺者親友遺族關懷協會的理事長李沐芸（原名呂欣芹，後改名），又和我們講了一次那個故事：29年前，大她4歲的姊姊選擇從11樓的住處一躍而下。在那之前，姊姊曾多次嘗試自殺，有時吞藥，有時割腕，多次大鬧急診室，她漸漸相信一切不會成真。事發那晚，她正好回爸媽家，凌晨4點，家裡的電話多次響起，每次都響5聲便掛斷，她因夜深沒有去接，心裡也深信姊姊不會「真的」出事。
家屬陷自責 緘默難言傷
姊姊在當天凌晨4點多跳樓。那年李沐芸18歲，以第一名成績自高職畢業，保送二專，畢業典禮領了6個獎，表面風光，但內在逐漸被「我是凶手」的想法侵蝕，白天無法快樂，晚上無法入睡，最後撐不下去輟學。
今年9月，她成立台灣第一個針對自殺者遺族的關懷團體，因為她發現，多年來，和她有相同經歷者，始終找不到合宜去處，去抒發悲傷，去尋求理解，去討論困境，去彼此陪伴。
根據衛福部心理健康司統計，自殺已連續16年，排在國人死因第9名至第12名，每年至少有3,500人自殺。2005年起，自殺防治協會由行政院核定成立，但直到2022年9月，才有正式立案的遺族關懷團體成立。
這落差是如何造成？遺族被遺忘了？還是從來不被看見？
協會成立之難，在於遺族的傷痛很難言述，讓多數人情願選擇緘默。李沐芸仍記得當時在學校被通知姊姊逝世的消息，電話中，阿姨提醒她不准哭，不要引人注目，彷彿暗示這樣的悲傷應該被深深鎖上。
姊姊的後事處理，又更加深這樣的印象。她仍記得，姊姊的喪葬費用高達27萬元，以「超渡、念經等名義加價，我爸捨不得女兒啊，能做的都做。」她以「坑殺」2字形容那些粗暴的過程，而坑殺能夠成立的主因，就是自殺的「汙名」：無論東西方宗教經典，皆有「自殺是重罪」的敘述，當遺族陷入自責，任何的解方都可能是浮木。
協會副理事長吳正華就有類似經驗，他太太2年前在家中服藥輕生，他回憶彼時時間軸，晚上8點發現，先叫救護車，確認死亡後，「9點半警察過來，殯葬業者也跟過來，直接到公寓樓上，騙管理員說是我們找來的。」他是堅定的無神論者，免去所有可能的「加價購」，但道德勸說仍無法閃躲，「我有個朋友是紫衣教的，跟我扯一堆什麼業力爆發，可以想像是好意，可是在那個當下，家屬還要聽這些垃圾話，真的很火大。」
林口長庚精神科副教授主治醫師及自殺防治中心主任張家銘認為，自殺汙名主要來自「宗教」和「文化」2個面向，而普遍大眾對自殺的錯誤認知，包括錯估其成因和影響、畏懼談論、單單視其為軟弱或精神疾病的行為等，都在加深汙名。
在台遇困境 遺族關懷少
桃園市生命線協會主任張翠華多年來從事遺族的關懷服務，談到「自殺汙名」，直言最大的原因在「究責」：「大家會覺得，一個人選擇了自殺，一定是誰做錯了什麼？你去談，就會被問。我最常遇到的是家屬互相究責，最後大家都不提，悶在心裡。」當死亡事件發生，遺族首先要面對的是法律和後事程序，沒有時間去處理心理創傷。目前政府提供的服務是由自殺關懷訪視員打電話關心，「會打3個月，但很多人會拒絕啊。拒絕了就不會再打。」
吳正華就接過那電話。太太過世後1週，衛生所打電話給他，「某方面也算是自殺防治吧？可是我得說，這很兩難。第一，我不知道有這件事，就直接打來，每週打電話，聊一下殯葬處理，一聽就知道對方是剛出學校的社工，有專業，但他其實只是想確認你有沒有自殺傾向？」他認真思考此事，「好像也沒錯，因為這個打擊很大，確實需要（自殺）防治沒錯，可是不能只有這個吧？」
為什麼在台灣，自殺者遺族的關懷這麼少？李沐芸坦言：「就是因為自殺防治。從自殺防治的角度來看，有遺族就代表失敗嘛，所以一定做不起來嘛。」
「而且他們只會打給一個人。」張翠華說。根據2011年前美國自殺學協會（AAS）執行長Alan Lee Berman的調查，每一位自殺者，平均有6位直系親屬、14.5個旁系親屬，以及20位朋友、同事等，自殺身亡者平均觸及135人，其中約60人直接或間接受到衝擊。李沐芸指出，以60人受到衝擊估算，代表台灣每年約20萬人成為自殺者遺族，10年間，已有200萬人，其中多少人接過電話？
3個月也不是一個好的時間點。張翠華指出，通常「4到6個月」會是比較好的時候，但她也服務過親友過世20年以上，仍陷在悲傷或自責情緒中的人。為自殺者遺族提供關懷與諮商的隙光精神創辦人朱妍安表示，遺族不容易找到傾訴對象，即便是面對最好的朋友，若對方沒有經歷過自殺事件，遺族也很難開口。吳正華更坦言，曾有朋友對他說：「你講這些我可以聽，但是我下班了。」
依關係不同 解方無準則
張家銘也提到，目前相關政策，確實將大部分精力放在「防治」，更勝於遺族關懷，原因之一在於難度，「當事情剛發生，很多感覺很複雜，不容易訴說、討論、沉澱、處理。自殺關懷訪視員終究是外人，被拒絕的機率很高。」張翠華認為，遺族關懷最重要的是陪伴，「我們幾乎不問問題。我們就讓他們講想講的話。它很難列入體系去做，因為它很難標準化，你要怎麼把遺族建檔？你做了多少個案？社工是不是要按著你建立的表格去填資料？你不該強迫他們分享經驗，也不該過於主動的觸及，這需要經驗。有些社工很年輕，他可能自己都還沒有準備好去面對這麼沉重的故事。」
張家銘曾在2010年做過問卷，顯示遺族的BSRS-5（簡式健康量表）總分是非遺族的的1.7倍，最近1週內有自殺想法者則是非遺族的3倍，顯示確實在心理健康上受創。他分享美國一項針對軍人自殺同袍遺族的計畫，將遺族關懷分為「穩定」（避免過多的揣測和流言傳播），「哀悼」（合宜的道別儀式），和「成長」（從失去中找到意義）3個階段。他特別提了哀悼，除了以自殺之名施行過度的喪葬儀式，也有另一種狀況是「過度草率。這取決於案家，是不是不願意那麼多人來？不想再多對外人說明了？事實上，哀悼還是一個很重要的療癒過程，有它的心理意義，不該因為汙名而被簡化或過分強化。」
心理諮商師林萃芬則曾在「單程旅行社」頻道的採訪中提及，美國另有一項「傷心小組」的模式，由1名心理師和2名遺族組成，透過共感、互助的過程，彼此療癒。台北馬偕醫院自殺者遺族說故事團體，其「團體治療」的模式取自有400個遺族互助團體的美國經驗，但仍建立在自殺防治的架構下。李沐芸表示，她希望成立一個真正以遺族療癒做為主體，單服務此一議題的團體。
而這也正是李沐芸先在2018年成立「自殺者遺族」臉書社團，又在今年成立協會主因。協會成立後的第一階段目標是「建立友善葬儀社清單」，「加入警務連線系統」在第一時間前往協助遺族相關事宜的處理，並「訓練專業做遺族療癒的社工」，將一直以來該有而未有的「專屬遺族療癒」的缺口補上。
李沐芸的父親在去年因食道癌過世前，住在安寧病房，曾經絕口不提姊姊事情的他，有天忽然跟她說：「妳很傻吔，妳姊死了就死了，妳怪自己做什麼？」李沐芸回他：「你更傻，一句話這麼簡單，你讓我等了2、30年。」
但如今李沐芸又有新體會。她強調，遺族認為怎樣的面對或處置對自己是最舒服的，就那樣去做。想談就談，想沉默就沉默，想哭就想，不想哭也不用勉強流淚。生者與亡者的關係不同，艱難不同，解方也不同。李沐芸說：「其實我在事情發生不久後，有寫一封信（給父親），就是我很自責，覺得我沒把他的女兒顧好，結果他看了之後沒有任何反應。我那時候太小了，沒有想到，他也只是一個剛剛喪女的父親。」
1秒讓遺族沉默
- 問：他／她為什麼要自殺？
- 問：怎麼了？多久了？
- 問：我以為你沒事了？
- 問：他／她應該是有憂鬱症或壓力大吧？
- 說：你應該要放下。
- 說：你應該連他／她的份一起活下去。
- 說：向前看，不要拘泥於過去。
- 說：自殺不能解決問題。
- 說：節哀順變。
- 說：有勇氣自殺，怎麼沒勇氣活下去？
- 說：這麼久了，不要自責了。
- 說：你的悲傷，我懂。
- 說：換個角度想，經歷過這些，你會變得更好。
- 說：人都死了不然你還要怎樣。
- 說：你現在自由了，沒有家累。
- 說：你可以去教會看看。
- 說：你應該早點說，我可以請師父幫你看看。
- 說：自殺跟殺人是一樣的罪。
- 說：不要再想悲傷的事，多正向思考，多出去走走。
- 說：要把時間花在活著的人身上。
- 說：他／她就是抗壓性不夠。
- 說：他／她若是知道你這麼愛他，也值得了。
- 建議：聆聽、陪伴。不多言，不批判，不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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