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智群指出，公務員的輕生與謝宜容的行為之間，關鍵在於是否存在「直接業務往來」。若該名公務員與謝宜容有業務上的接觸，並因頻繁咆哮、侮辱或不當壓力（例如深夜要求即時回覆訊息）而感受到巨大壓力，則可能構成因果關係。
林智群進一步指出，對於「是否有業務往來」需要有具體證據，例如通訊記錄或目擊者證詞等，來證明壓力行為直接導致情緒崩潰或輕生。
然而，若該名公務員為基層職員，與謝宜容無直接業務接觸，則難以證明其死亡與謝宜容的霸凌行為有直接關聯。即使存在機構內的整體壓力氛圍，法律上仍需明確指出某一特定行為對該事件的直接影響。
林智群更點出，許多社會輿論往往基於直覺或情緒，認為只要事件有關聯，當事人必須為結果負責，「一堆人看事情都是直覺反應，殊不知在法院裡是要證因果關係的」。
在法律程序中，若無法證明特定行為直接導致後果，便無法追究刑事或民事責任。而輿論可能將情緒化的推斷視為事實，當司法結果未符合期待時，常指責司法系統包庇或失職。
林智群的觀點提醒社會，對公共事件的討論需要理性，避免因情緒驅動導致錯誤結論。同時，也突顯公部門對職場環境的管理責任。就算目前未能證明因果關係，但職場內部的管理問題（如權力濫用）仍需檢討，避免再度發生類似事件。
另外，針對「官官相護」的質疑，調查程序須更公開透明，才能贏回公眾信任。此事件凸顯了職場文化、管理責任與司法程序間的複雜關係。儘管法律標準要求因果關係證明，但從道德與行政責任角度，職場霸凌問題仍需深刻反省與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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