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訊息猖獗 新聞為甚
從駐日外交官蘇啟誠自殺案開始，接著公投各方陣營以不實訊息拉攏選票，台大學者研究假訊息的確對去年底的九合一選舉造成影響，到立委補選時幾萬噸柚子倒進水庫，讓新任行政院長蘇貞昌重批媒體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什麼人都管不到，也什麼都不管。」承受巨大壓力的主委詹婷怡，已於3月底請辭。
新聞失去民眾的信任，從NCC接獲的申訴內容可以看見明顯的轉變。過去民眾對電視的主要申訴內容，都是以節目為主，大多數為置入性行銷；但在2013年，首度轉變為以新聞報導為大宗。而新聞報導每年被投訴的原因，主要都是「內容不實、不公」。
民意對於新聞媒體的不滿，雖促成2015年《衛星廣播電視法》的修法，明文規定，製播新聞時，必須秉持查證原則，但修法至今，僅用此條文開罰了 四 件。
究竟是人們太大驚小怪，還是管制失靈？「台灣事實查核中心」去年7月底至今年3月底查核的77件傳聞與報導中，被判定為錯誤的48件訊息裡，有4分之1、12件經媒體傳播。媒體的確已成為傳遞假訊息的管道之一。而這些假新聞，到底從何而來？
媒體當打手 迎合鄉民
「我們公司的記者幾乎沒有自主性了，尤其是政治線。」某新聞台資深記者林娟娟（化名）說：「早上連家門都還沒踏出去，公司的大白板就已分配好誰跑什麼新聞、什麼題材，連受訪者都幫你準備好了。」
「如果做出來跟預期不同，就會被長官罵三字經。」林娟娟還提到，外界質疑他們報導太多特定人物的新聞，「高層沒有直接下過這樣的指令，但是你每天跑什麼新聞都被規定好了啊。」（註：記者後來向其他電視台記者求證，林娟娟公司這種沒有自由度的狀況，應屬特例，甚至是特定新聞路線。其他媒體的主管雖會指導方向，但大多還是由記者主導。）
「長官派稿會有一個預設的方向，就要照著寫，不然就是主管直接改，掛妳的名字。或是，就算我們採訪了另一方的意見，會直接被拿掉。」陳綺雲認為，他們公司不會到「假」這麼嚴重，比較偏向偏頗， 她笑說，訣竅就是「小題大作」和「大驚小怪」。
而陳綺雲和林娟娟都不約而同地提到，理解長官的「口味」後，就會開始自我審查。深知會被長官小題大作的新聞，記者索性就不寫了；另一種，是已經將特定立場內化，自動迎合鄉民口中的媒體形象：政黨打手、放話工具。
「若表現符合期待，會得到更多來自公司內部的肯定，做新聞就會愈往這個方向做。」林娟娟指出，「常聽到大老闆在公開場合說要押○○○選總統，久而久之，就成為整家公司的意志。」
點閱率為上 敢寫就贏
服務特定立場、刻意隱匿部分資訊或試圖誤導的新聞，在定義上並不算「假」，但顯然跟人們心中的媒體定位有所差距。近期在網路上發起的「新聞頻道轉台運動」，以及NCC認為中天新聞台過度報導特定政治人物已達「損害視聽眾權益」的程度，都是對新聞多元度的期待。
不過，陳綺雲還是看過同事做「假新聞」，把受訪者未曾說過的話塞進對就有親身經歷。某天，Melody 的女兒被熱水燙傷，來訪的長輩朋友著急大叫：「快拿麵粉！」夫妻倆當下愣住。
Mark趕緊拿出手機，立刻查到這是一則謠言，安撫長輩，Melody也趕緊用「沖脫泡蓋送」幫女兒做簡單的處理後送醫。要不是夫妻倆腦袋裡對假訊息的警鈴有響，孩子恐怕會傷得更重。
網傳假常識 長輩深信
「但讓人擔憂的是，每次辦活動，都有老人家跟我說他知道這個說法，還有人已經把麵粉冰在冰箱準備了！」Mark 提到闢謠活動的經驗。
Melody和Mark只是一般上班族，去年年底大選前，他們跟家人耐心解釋所有的公投案內容，協助他們做出選擇；選後才發現，並不是所有人都這樣做。「選後我們都很焦慮，覺得應該要出來做點事。」Melody 說。
形容自己得了「九合一大選創傷症候群」的Melody和Mark，決定用行動來對抗不實訊息與假新聞。他們募集志工走上街頭， 利用簡單的遊戲，舉例常見的謠言讓民眾猜一猜是真的還是假的，再藉機推薦 LINE的查證工具。
問起初心，Melody用了「責任」這個詞。她認為自己身處「中間」世代，有能力可以應付流動快速的資訊，但上一代的長輩並非如此，她又不想要留給下一代充滿假訊息的環境。
為了實際體驗假訊息的威力，記者在3月底參加了假新聞清潔劑辦的「樂齡講座」，並且記錄下現場狀況：
台下坐了近百位參加者，幾乎都是5、60歲以上的面孔，不時會聽見席間傳出「這是假的？」的驚呼。
記者瞄到坐在旁邊的阿姨正逕自滑起手機，螢幕上是一篇教大家什麼東西怎麼吃會很健康的文章。
或許是發現記者一直盯著她手機，可以驗證LINE上的訊息是真的假的。
阿姨邊聽，邊操作她的平板和手機，在記者的指示下把「cofacts真的假的」加入 LINE好友。記者請她隨便點開一則訊息，她用手指滑過長長的群組清單，點開一個群組，亮出一則訊息：「學會這三招 遇到火災時就保命」。
「妳長按訊息，然後會出現『轉傳』的選項⋯⋯」記者拿起她的手機想直接操作給她看，她馬上打斷，並搶過手機，「重來一次，我要自己做，不然記不起來。」
「長按、轉傳？」她一手按著手機螢幕，一邊用眼神跟記者確認。記者點頭，她邊拿起筆在講義上寫下步驟，還畫圖當作輔助，「是傳給這個群組嗎？」她指著「cofacts真的假的」，記者答是。
訊息傳送之後，cofacts回傳的好幾則訊息瞬間淹滿了她的螢幕。記者著急地替她往上滑，跟她解釋結果，生怕她覺得麻煩、不喜歡、不好用，記者就像是第一天報到就被推去銷售商品的業務，擔心失去第一個客戶。
還好，阿姨順利完成了與cofacts的對話，還與「蘭姆酒吐司」、「MyGoPen」這二個LINE的闢謠帳號結為好友，開心阿姨主動與記者攀談，記者抓緊時間，跟她宣導有方法地領到主辦單位送的小禮物。
聳動式標題 加速傳播
記者繼續觀察講座的狀況。講座進入教學階段，現場的長輩大多需要逐步示範，讓工作人員有些分身乏術。記者有點應付地回應著隔壁阿姨的閒聊，直到這句話飄進耳裡：「郭台銘跟江蕙結婚了耶！」
「啊？」
「妳不知道吼，我跟妳說。江蕙是郭台銘包養多年的小三！」阿姨得意地開始分享這個如八點檔一樣的情節，直到記者再三跟她確認，她口中的郭台銘是台灣很有錢的企業家郭台銘，江蕙是那個知名的歌手江蕙。
記者立刻打開手機網頁 Google，搜尋的結果全部都是影片，都掛著吸睛的標題，有的來源則是簡體字。記者還切到「新聞」頁面，確定沒有漏掉這個「天大的消息」。
「阿姨，這是假的。」「假的？這是我姊姊傳給我的耶。」「妳是從LINE看來的？」她點頭，「阿姨，我完全沒看到任何新聞有報。」但阿姨堅信一定是新聞來不及報導。
阿姨又補充了費玉清跟江蕙的故事（為什麼還有費玉清？），但記者一句都聽不進去，思考著到底該拿什麼證據跟阿姨證明這是假的，而郭台銘肯定還不知道自己最近變成了歐巴桑們茶餘飯後的話題。
接著，阿姨還加碼說：「哎呦我跟妳說，安麗的創辦人也是吃自家產品吃到死掉。」面對愈分享愈起勁的阿姨，記者頓時慌了手腳。還不知道她是如何從郭台銘跳到保健食品的話題，但記者腦中的警鈴響起，立刻Google相關關鍵字，搜尋的第一個結果，就是闢謠組織「蘭姆酒吐司」的文章。
記者鬆了一口氣，「阿姨，妳看，這是謠言。」記者指著手機螢幕上「謠言」二字，就像突然出現在海裡的救生圈。阿姨驚訝地問怎麼找到的，但她愣了幾秒後又說：「那妳怎麼知道這個網站是真的？說不定它也是騙人的啊。」記者瞬間啞口無言。
記者仍然盡責地跟阿姨解釋：這個網站的澄清文章會告訴妳這則消息為什麼是假的，可以看看再決定要不要相信它。如果看完還是懷疑，還能直接傳訊息問。最後，記者請她把郭台銘的影片傳給蘭姆酒吐司，希望記者跟阿姨分手後，還有人繼續說服她這是假的。
謠言不查證 開罰遏止
看著上傳郭台銘影片的YouTube頻道上頭其他各式各樣的八卦新聞，動輒 3、40萬的點閱數，以及這類消息是如何在這些長輩們的LINE群組中間傳來傳去，乘在他們對彼此的信任上，傳播地那麼快、那麼廣⋯⋯
美國麻省理工大學媒體實驗室針對Twitter上超過300萬用戶進行研究，發現假訊息的傳播速度，竟是一般訊息的6倍。
殷鑑不遠，去年9月的關西機場事件（註：燕子颱風襲擊關西機場，有人在PTT上指稱中國派車來接駁受難旅客，台灣政府卻毫無作為。此貼文在網路上快速傳播，引起各大媒體報導，讓駐大阪辦事處飽受批評），台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蘇啟誠後來選擇了結生命，雖然家屬認為不是爆料人的錯，但行政院認為假訊息是造成外交官輕生的原因。
媒體的問題相對容易許多。至少，NCC最近積極開罰。從二月底開始，NCC以過去鮮少使用的《衛星廣播電視法》第27條要求媒體在新聞產製時應落實查證原則，一連開罰四件，共計200萬元，還有多件被警告或要求改正。只是，學者認為，在裁罰的標準上應該要再更透明，才能避免箝制言論自由的爭議。
面對不完全公開的場域（如LINE、facebook等網路社交平台）傳來傳去的訊息，台灣也不是無法可管，過去也有許多在網路上流傳的不實訊息被判罰。
追查耗時日 輕罰無懼
除了刑法誹謗屬於私領域，跟公眾有關的集中在《社會秩序維護法》散布謠言罪。63件中，有超過半數被罰，九成罰金都在5000元以下，最高罰到四萬元，事由是一位男子在個人部落格預言將有大地震造成10萬人死亡。
這些被起訴的案件中，以「災害相關」（如虛構災情、預言大災難、謊稱放假訊息）和「擄人勒贖」（多半是說哪裡出現了擄走小孩的事件）最多，值得注意的是，批評執政者也是常見主題，像是虛構總統將對反年改的支持者開槍、或是海霸王為民進黨總統候選人的家族企業等等。
但真相還是跑得太慢了。以關西機場事件為例，檢調單位在事件發生的65天後才找到發出此篇不實文章的游姓男子；再過了23天，法院才做出決定，結果是不罰。
就過去散布謠言罪的案例來看，關西機場事件已經是處理時間相對較短的案例了。檢調平均需要一個月才能找到散布謠言的人、再多花上一個多月才能判定是否是謠言。本刊採訪了曾擔任檢察官多年的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律師余若凡，她表示，法院從調查到判決，的的確確就是需要這麼長的時間。
現行以相關法令管制不實言論的方式緩不濟急，政府希望用更快速的方式來因應。期待，就落到了散播途徑：facebook、LINE 等網路平台業者上頭。
過去，業者一直以「平台」自居，使用者的作為只要沒有違反社群守則，他們不會介入。但近幾年來，國際上要求掌握極大權力的業者們負責的聲浪愈來愈高，像英國國會的報告就這麼形容：「像facebook這樣的公司不能再在網路世界表現得像個幫派分子，認為自己應該要領先於法律。」而台灣也跟上了這樣的浪潮。
行政院去年底提出的「打假」對策，大致分為三大類：新增罰則（提出五部法律修正草案，新增散播不實訊息是違法的）、在《傳染病防治法》裡加重散布謠言的刑責、在《數位通訊傳播法》裡增加網路平台業者的責任。而《數位通訊傳播法》是最具爭議的。
國民黨立委許毓仁在facebook上貼文 ，指稱政府希望在《數位通訊傳播法》中加入爭議訊息24小時下架的條款。也就是說，只要有人跟facebook檢舉這則訊息不是真的，facebook就得在24小時內將此訊息撤除。
這個法條立刻引起抗議，以及隨之而來的大哉問：誰來判定訊息是假的？萬一誤判怎麼辦？24小時的規定會不會造成業者的寒蟬效應，間接限制了言論自由？
籲平台自律 下架打假
去年12月10日，政委唐鳳舉辦協調會，邀請LINE、Google、facebook三大網路平台與會，平台業者的態度保守，認為移除使用者言論需要足夠的法律依據。
行政院立即跳出來澄清。政務委員羅秉成強調，沒有24小時的限制，下架也只僅是選項之一。而且，是不是假訊息一定要經過法院判決。
目前就行政院版的《數位通訊傳播法》草案，政府管制的尺度落在「私權」。也就是當謠言造成危害，利害關係人需要有足夠的申訴管道，經法院判決後，網路平台要對這則訊息做出「適當處置」，不僅限於下架。且平台只要不涉及更動使用者訊息，或是盡到通知義務，就可免責。
羅秉成提到現階段（註：《數通法》在立法院已完成二讀，進入黨團協商程序。黨團協商過程向來不公開，最後的結果如何，命運掌握在立委手上）會先循歐盟模式，要求平台業者自律，幾年後沒效果才會強制立法。
羅秉成也提到未來也可能在私權之外，增加一條行政機關就公益事項的申訴路徑，「可能跟業者合作，讓政府擔保此訊息為真，或是透過第三方機構的查核，要平台業者對這則訊息加註警語。當此訊息有司法進展，也會通知業者，讓平台業者自己判斷要不要下架，這是業者願意合作的理想模式。如果業者不理不睬，危害會擴大，法律的強制力就會進來。」
但根據本刊調查，平台業者「先自律」的議題，早在2017年NCC邀請平台業者談網路治理議題時就已被提出，時至今日，自律還能被當作一個緩衝的理由嗎？
律師、g0v零時政府參與者侯宜秀指出，2017年在NCC主辦的分享會中，就聽到「業者自律」這4個字，這段時間並沒有感受到社群平台投入資源。況且，歐盟要求的自律，也不是一張空白支票。自律行為準則要求承諾簽署人必須著手進行對抗假訊息的措施、提高對廣告的審查、提升可信消息的能見度、讓事實查核機構或研究機構能合理地訪問隱私權相關數據等等。
德法施鐵腕 爭議不小
侯宜秀舉例，德國《網路執行法》（Network Enforcement Law），以金額高達五千歐元（約新台幣18萬元）的罰款當做手段，促使大型社群平台業者在24小時內刪除平台上「明顯」違反德國《刑法》的仇恨言論。另依照英國國會的報告指出，為了因應這項法律，facebook在德國的內容審查員就占了全球的六分之一。
「自律的方式有很多，但只有『業者自律』這四個字是不行的，自律需要投入資源，沒有最低標準以及更多的『推力』，很難期待業者能夠自律。」侯宜秀說。
cofacts 真的假的共同創辦人Johnson 倒是支持政府的做法，「我覺得自律很好。若大家覺得時間緊迫、有莫大的壓力，就參加假新聞清潔劑的志工活動。比一天到晚坐在鍵盤後面指揮NCC做這個、要求立委立法還好得多。」
羅秉成解釋行政院最後採取低度管制的原因，「各國都還在發展，不能太冒進。」他提到，目前能參考的例子真的不多，常被舉例的德國、法國，爭議也很多。
法國的《反資訊操縱法》規定，在選舉前三個月，候選人若發現有被刻意操縱的假訊息，可以申請禁制令，法院必須在48小時內做出裁決。
德國的《網路執行法》則是針對仇恨言論、兒童色情進行管制，平台業者也有24小時內須移除的時間壓力。
德法做法看似鐵腕，但律師余若凡認為德法對「言論自由」還是很謹慎，如法國只限縮在選舉期間，德國的24小時移除也僅限「仇恨言論」和「兒童色情」二種德國社會長期共識有害的言論，相較假訊息來說較易判斷。
余若凡也提到，政府的權力不像大家想像得那麼大。如法國將假訊息交給法院判定；德國政府若發現平台業者未妥善處理依法要移除的言論，只能罰錢，不能要求業者將內容下架，在罰錢之前也須經過法院判定。
羅秉成表示，會繼續跟業者溝通，「希望平台業者為了防範假訊息在國外做的措施，也都能在台灣做。」
而德國經驗也提醒了我們，《網路執行法》管制的是德國社會長期具有共識的有害內容，但台灣社會已經準備好要對什麼樣的內容進行管制了嗎？
我們似乎還忘了一件事。
3月29日，羅秉成參加假訊息的研討會，與一群法律學者思考對抗假訊息的方法。律師侯宜秀在會後問答時間提問：「中國因素，好像這間房間裡的大象，大家都知道它，卻沒有人提。政府適不適宜、或是要採取特別的措施針對來自中國的假訊息？」
其實，最早說要對假訊息進行管制的前行政院長賴清德，當時就表明「中國是主要（不實訊息的）來源」。在後續公布的對策與修法中，卻看不見特別對中國有所規範。
抗中國網軍 修法自保
立法院長蘇嘉全也在公開場合舉例假訊息對他的危害，網上流傳他的財產有6000多萬元，但其中3000萬元是國慶典禮的籌備基金（立法院長是國慶典禮的主辦者）。刑警最後抓到六個造謠來源，「有四個來自境外，剩下二個就送檢調單位調查中。」
倘若對境外來源束手無策，要如何對抗來自中國的惡意？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助理教授沈伯洋近期研究提到，中國可能已開始利用統戰部和解放軍的網軍攻擊他國，可能的手段包括利用各種app或網站蒐集使用者數據、找出該國最敏感的話題製造對立或創造同溫層、攻擊主流媒體，久而久之，人們就會潛意識地相信假訊息，「而假新聞是最後一步，通常看到假新聞時，你的國家已經被滲透完畢了。」
沈伯洋建議，政府可以先定母法，例如《反滲透法》，再根據母法去進行相關的查核。另外，電子支付的透明度、國安單位的回擊也很重要。
羅秉成坦承目前並無相關計畫，這一波修法有相關的只有政治廣告透明，同時禁止境外資金，平台業者若碰到國家選舉、恐攻、國安事件也需要配合。但僅止於此，「會再留意要怎麼做。」
回到個人，除了監督政府修法，民眾還可以從生活中落實「媒體識讀」，假新聞清潔劑建議大家收到訊息時，若感到「驚訝」、「害怕」、「反感」，就要特別注意，並搜尋這則訊息的正確性，或是轉傳給事實查核單位的LINE，請別人幫忙查證。
2020年大選在眼前，而我們跟假訊息的戰爭已經開打。
